1998年，读高中江西宜春青年袁建波因家庭困难，辍学赴福建打工。在火车上，他遇到了同去福建打工的湖北省石首市小河口镇农民严辉明。由于山洪暴发造成铁路中断，严辉明与袁建波等人结伴改乘汽车。汽车行至福建省境内后，因公路塌方，他们不得不转为步行。接连而来的意外，用光了袁建波所带的100多元盘缠。在他饥肠辘辘时，严辉明为他送来了一碗面条。在随后一天一夜的路程里，严辉明还为袁建波垫付了70多元车费。在福州分手时，之后两人互留地址道别。

　　这一碗面条和70多元车费的“滴水之恩”，使袁建波念念不忘。他记住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发誓要找到严辉明，以报答他的一饭之恩。他花了9年时间寻找恩人，写了数十封信寄往当年严辉明留下的地址，但一直得不到回音。今年2月，在小河口镇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袁建波终于联系上了已50岁的严辉明。电话中，袁建波声音颤抖地说：“9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您，想当面感谢您，和您说说话……”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事；人生在世，也总会有人在你不如意时伸出帮助之手。危难见真情，相知在急难，雪中送炭，最为可贵。坦桑尼亚作家夏巴克·罗伯特说过：“考验朋友的侦察兵，再没有比患难更为合适。一帆风顺能带来朋友，而苦难却考验朋友。”挨饿的痛苦是最难受的。一饭之恩在特定的条件下是令人难忘的。在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中,最懂得金钱价值的银行家邓格拉司落入了基度山设下的陷阱后,几天没有进食,他不得已用十万法郎的支票换一只鸡、二万五千法郎的支票换一瓶酒。因为支票在石窟中是不能当饭吃的。对陷入困境和饥肠辘辘的袁建波来说，一碗面是最好的帮助，也是最难忘的帮助。袁建波的品德之高尚，就在于他的处境改善以后，仍把别人的帮助一直记在心里，感恩不一定要感谢大恩大德，还报一饭之恩同样是很了不起。袁建波把没有报还报一饭之恩视作为人生最大的遗憾，这种心情是多么难能可贵。

　　颇有戏剧性的是，给袁建波以帮助的严辉明，虽然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但他的思想境界同样也是很高的。袁建波是知恩必报，严辉明是不求回报。他不给袁建波回信是故意的。严辉明告诉袁建波，9年前的那次路遇，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同路人该做的一点小事。这些年，他对袁建波的每一封来信都细细地看过，并且为袁建波的勤奋上进、命运改变而高兴。他之所以没有回信，是因为不希望从袁建波身上得到任何回报。两个好人，联袂合唱出了人世间一曲动人的和谐颂歌。

　　无独有偶，日前读邓伟志先生文中提及习近平不忘滴水之恩并涌泉相报的一个故事，也使我大受感动。巧得很，我从2006年1月出版的《中国高端访问》一书中一篇《习近平写真》，得到了这个传闻的出处。1968年习近平，从北京到陕北梁家河村插队，当时只有16岁。他不会做饭，农民吕侯生就把做饭的事承包了。一次夜战回来，习近平肚子饿得咕咕叫，屋里实在没有东西可吃，吕侯生便把玉米粒子舀了两大碗放进锅里，烧开煮熟，两人眨眼功夫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1994年，吕侯生右腿患了骨髓炎，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给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了一信求助，习近平三次请吕侯生到福州住院治病，不但自己支付了吕侯生几万元医疗费，还在百忙中到医院陪护看望。吕侯生激动地说，真不好意思，花你这么多钱。习近平说：“谁让我们是朋友哩！”习近平还对前来福州考察的延川县县长说，吕侯生是残疾人，政府要多加关照。此后，延川县民政局给吕侯生每月发放生活补贴。

　　小节也是节，小节见大节。不忘一饭之恩，看上去是小节，其实却是崇高的灵魂的力量。特别是当了大官后，能做到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就是这个道理。读了习近平帮助农民吕侯生的故事，更令人可敬可佩。善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黑格尔说得好：“精神上的道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举起了它的旗帜。”从百姓到高官，知恩图报的道德境界是相通的。我们再次从这个故事中感受到了它的不凡含义。我们庆幸上海从此有了一位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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