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66岁，双腿却已残疾64年。这样的残疾人，生存下来已很不容易，还有"成功"可言吗？但是，几十年来，我正是在这种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情况下，走了过来，并取得了对我来说的15次成功。

　　第一次：站了起来

　　患小儿麻痹症后，我只能爬行。日本投降那年，我已经8岁，仍无法站立。父亲忧虑地说："站不起来，怎么去上学呢？"

　　婴幼儿的适应力是极强的。我无论在家中，还是在院里，爬得都很快，很轻松，而要改变却很难。因为一旦拄上双拐，走路时我那条唯一能用上些劲儿的右腿，难以支撑全身重量。

　　父亲为我做了一双小小的木拐，教我站起来走路。我腋窝被拐杖咯肿了，手也磨破了，尤其是抬起拐杖时，必须支撑全身重量的那条腿，酸疼难忍。但我一声不吭，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再一步地向前走。　　终于，我站起来了！并且艰难地行走了……

　　尽管我终生离不开双拐，但我挣脱了一辈子爬行的厄运。

　　第二次：我有了笔和本子

　　父亲39岁那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拉扯五个孩子，家中非常困难。一次开学时，我的学费被免交，母亲仍在为无钱给我买学习用品而着急，我高兴地向母亲擎起我的笔和本子-----笔是一截秫秸插入蘸水笔尖，本子是我用旧杂志订成的。母亲见了有点伤心，但这样的"小米加步枪"，并未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我在班上屡屡考第一名。

　　第三次：爬上坡顶

　　架双拐后，我不再爬，但例外的时侯也有。一个早春积雪融化的日子，我去上学（当时家住郊区），在一个陡坡上几次滑倒。看来我是无法走上坡了。我便一边向坡上依次扔上两条拐杖，一边向坡顶爬去。我满身泥水，但终于扶住拐杖在坡顶站了起来。我回头望去，见这样陡的坡我也上来了，心中特别高兴-----我觉得自己不是爬上来，而是飞上来的！后来，我依据此事写了一篇作文，老师送给校长看。校长在作文后面写了一段话勉励我："……不要让身体的残废束缚了你的发展自由，你是一个有前途，有发展的孩子，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一定有成功在等着你呢……"
 

　　第四次：选准目标

　　高中毕业时，我因身体残疾被拒于大学门外。这对我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我不甘于沉沦，要为自己选择一个奋斗目标。经过苦苦思索，我决定为孩子们写作。因为早在童年时代，我就读到了许多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我还没想到，中国是世界上孩子最多的国家，儿童文学作家却太少。也许更重要的是，我非常热爱这项事业。于是，我在自学大学中文系和生物系课程的同时，开始为孩子们写作。　　如今，45年过去了。我一直沿着这条路在走。我深深感到，我没有半途而废，是因为我当初选择了一条最适于自己发展的道路。

　　第五次：发表处女作

　　1959年12月7日，我的处女作《"小伞兵"和"小刺猬"》在《新少年报》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将童话和科学融为一体。后来此文入选多达十种儿童文学，或儿童科学文艺选本，并被选入全国幼师教材。从此，我不断创作科学童话。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有关方面列为"全国科学童话十家"之一。

　　第六次：当义务校外辅导员

　　处女作发表后，我的创作并非一帆风顺。相反，一度步入低谷，几乎所有稿件都被一一退回。原因到底是什么？当我明白这是由于我远离了孩子，便决心到孩子们中间去。我不顾行动艰难（那时我连手摇车也没有，只能架拐杖），主动到少年宫，以及家附近的小学担任义务校外辅导员，与孩子们交朋友。从此，我再写作时，便渐渐心里有数，退稿越来越少了。

　　第七次："文革"时大量读书

　　"文革"开始时，我既没有工作，又不能写稿。大量空闲时间做什么？我很想读书，却找不到。大约两年后，一次，我听说道外区图书馆与其他图书馆截然不同，由于已六十岁的老馆员张老师严加保管，加之在冲击图书馆的红卫兵中，许多曾做过该图书馆的小服务员，被张老师成功的劝阻，因此馆藏图书基本保存完好。只是张老师怕被戴上"放毒"的帽子，一本也不敢外借。张老师是个"老倔头"。他极喜下象棋却常没有人与他交战，我便对他发起了"象棋外交"，经常找他下象棋，并帮他写《欧阳海之歌》等新书书评，从而拉近了我们的感情。后来，张老师在我答应"保密"的前提下，允许我用书包装满书籍回家去读。就这样，"文革"期间，我竟有幸读到几百本文学作品，这为我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八次：横渡松花江

　　"文革"期间，除了读书，为了增强体质，我还从自己身体的具体情况出发，成功地学会了游泳。1968年，我已31岁。5月的一天，我在江心岛的无人处，下到浅水中，发现自己身体的有利条件：由于自小拄双拐，两臂锻炼得健壮有力，且胸部发达，肺活量大，这使我能以臂代腿，而且较易浮起。经过多次尝试和苦练，我创造了"双桨仰泳"（仰泳，用双拐划水），"双拐蛙泳"（蛙泳，单臂挎双拐），"随波逐流"（身体与两拐各自顺流而下，拐杖离远时再逐一"捉"回）等特殊游泳姿势，第二年7月，就穿着全身衣裳，胶鞋，横渡了松花江。1970年7月14日的《哈尔滨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文章《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双腿残废也能横渡松花江》，在哈尔滨市引起了"轰动效应"。从此每年坚持游泳，直到2000年考虑到年龄和身体因素，我才主动停止游泳。学会游泳对我自己也是鼓励，原来，人的潜力如此巨大。应该更好更多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在力量。

　　第九次：午夜写作

　　"文革"过后，我到一家街道办的无线电小厂当了冲压工，使用手扳压力机。这项工作劳累、单调，而且危险。每天下班后，十分疲劳，加之小女儿哭闹，我无法写作。居住条件很差，老少三代五口人，住房仅有10平方米，无处放桌子。但我从未想过放弃，而是积极想办法。我想出的办法是：晚上小女儿睡下了，我也努力去睡，午夜准时醒来，便将头伸入壁柜去写。天亮前再睡一会。这种体力、脑力劳动的日夜交替，效率相当高。

　　第十次：出版第一本书

　　1978年初，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充分肯定了我的书稿---中篇科学童话《小狒狒历险记》，要我修改。我数次摇着手摇三轮车，到位于南岗区一曼街陡坡上的市图书馆核实科学资料。严寒中，我双手用力摇车。由于拼命用力，汗水竟一直浸透棉袄，车座铁板也结上厚厚的霜。1978年8月，这本书出版，第一次就印刷了137万多册。1980年，该书在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1979）中，荣获三等奖。
 

　　由于身体残疾，我从小便受到一些人的歧视。更有甚者，竟将残疾人视为"不祥之物"。一次，街道小厂的厂长在大会上竟说出"是瞎子是瘸子牵出来"的话，我克制住自己，不予理睬。后来此人或许有些内疚，车间没活时，我读书、写作，他均视而不见。我的短篇童话集《时间老人的期待》，便是在车间的手扳压力机旁写出来的。

　　第十二次：工作问题获解决

　　由于身体残疾，我一直被"拒收"。我曾经给省委书记写信，提出去小学做专职校外辅导员，省委书记批示后，教育部门仍不肯录用。1981年"六一"儿童节，在哈尔滨市儿童少年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我发言后，深受感动的市长和主持会议的市委副书记当即宣布："我们要把孙幼忱同志从工厂调出来，专给儿童写作"。那时我已年满43周岁。据我以往的经历，我知道领导的表态，与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往我的想法"咱是残疾人，不能解决就不能解决吧，别让人家为难"。此次，我积极配合，半年中先后34次去找有关部门，坚冰终于被打破。这年年底，我以全民所有制工人身份调入市科协，次年转为干部编制。

　　第十三次：坚持写作

　　调入市科协后，我提醒自己，条件转好，更应该努力为孩子们写作。不久，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写了一部书稿，省委宣传部为我请了创作假。从此，我用创作假不断的写作。其间，我拒绝了在单位"坐镇"（即看电话和接待来访者），到《科学周报》当编辑等工作机会。由于作品不断发表和出版，被中国作协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52岁时，我调入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从此，我毫无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地为孩子们写作了。

　　第十四次：争取拿出精品

　　我已有五本书，四十余个短篇作品获各种儿童文学奖。如，1989年，海峡两岸举办首届儿童文学征文，将要评出获奖作品只有数篇。我决定尽量拿出精品。为让海峡两岸的孩子均能喜欢，我写这篇科学童话时，特别注意民族化。写的是一个认为自己"完美无暇"的王子，去寻找同样的妻子。从提炼不出绝对纯的黄金，写到世上没有毫无疵点的人。《无暇王子》在此次征文中被评选为佳作奖，并被选入多种选本出版。
 

　　第十五次：弥补生命的缺憾

　　我的老伴也是残疾人，我们的活动天地从小就大受限制。自2001年夏，我驾驶残疾人摩托车带老伴到大连看海之后，2002年春，我又用这台车带老伴从哈尔滨历经12天艰苦行程，到达首都北京，直驶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我们心中万分振奋。

　　我的人生历程足以证明，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残疾吓住，放弃了努力。一个残疾人，只要选择一项自己最热爱、最适于自己发展的事业，并持之以恒地为之奋斗，同样可以走出一条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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