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踩着全国两会的尾巴，雾霾又来了，再一次成为盘踞华北上空的主角。这样的窘境，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前不久发出的治霾“悬赏”通告，显得更为迫切。

“国家为此将设立专项基金，不惜重金组织最优秀的相关科学家攻关，抓紧把雾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找出来，使治理雾霾更加有效。”3月15日，李克强会见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时说。

事实上，大气之外，水体、土壤的污染问题也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三者一个关乎呼吸新鲜空气，一个关乎喝上放心的水，一个关乎吃上安全食品，都是960万平方公里上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期待。

而科技，是打赢这三大治污战役必不可少的武器。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江苏走访了不少科研院所和相关专家，探寻水体和土壤领域治污中的科技身影。

太湖蓝藻危机后，湖泊污染研究成显学

3月22日世界水日，在太湖湖泊生态系统研究站，停靠着一艘两层楼高的白色科研船，这是站上科研人员的水上采样平台。

研究站常务副站长朱广伟，也是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他和学生像往常一样登上采样船。这天正赶上下雨，船驶离试验场，来到取样区后，风浪渐渐大了起来。

冒雨打捞样本并不罕见。有时，科研任务会催着他们连轴转，现在还没到他们最忙的时候，等到四五月，蓝藻水华来袭时，朱广伟要带着团队每周两次发布蓝藻水华预测预警半周报。

这是如今湖泊研究的常态。但在以前，这个研究领域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显得有些“门庭冷落”。

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事件是一个拐点。

事件曝光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有关湖泊水质的种种问题。站长秦伯强研究员告诉记者，太湖蓝藻危机事件的根本原因，就是富营养化导致的蓝藻水华，污染了饮用水水源地。

中科院南京分院副院长杨桂山经历了这一事件，那时他担任中科院南京地湖所所长。他清晰地记得，上级下了“两个确保”任务，一是确保不发生大面积的湖泛灾害，二是确保不发生大范围的饮用水安全事故。

从那以后，秦伯强团队开始接到更多的科研任务，根据他在团队的数据统计，从2007年9月7日到2019年11月，太湖的蓝藻水华问题有所好转。

相应地，有关太湖水质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科学家的青睐。朱广伟告诉记者，“以前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来做，如今一些北方知名高校的教授也带着团队来这里开展研究”。这背后是政府在湖泊领域研究经费投入的增加。

危机没再发生但治理还不够彻底

科学家眼中的湖泊，是“大地明珠”，具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取水供水。秦伯强说，我国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有2759个，总面积达91019平方公里，其中约三分之一为淡水湖泊，绝大部分为浅水湖泊，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这些湖泊有一个常出现的病，就是“蓝藻水华暴发”。

因此，当上个世纪末，我国湖泊污染、富营养化及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出现时，秦伯强深感“有心无力”——仅就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这里的淡水湖泊已经有70％～80％富营养化或正变得富营养化。

这些数字意味着“水质在变差”。秦伯强给出的一份数据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2000年前后，太湖的水质已从大部分的三类水、四类水以及小部分的二类水，变成大部分的四类水、五类水以及小部分的三类水。

2007年，水质恶化的记录，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向社会，“摆在了台面上”——太湖蓝藻水危机事件发生。

危机事件之后，苏州、无锡、常州相继关闭了不少小化工企业，搬迁了一批不符合当地产业规划的企业。不过，根据秦伯强的了解，考虑到当地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污染企业没有完全关闭。

这也是秦伯强参与治污任务以来的一大心得，即湖泊治理“管理是关键、技术是支撑”，管理的核心是控源截污，而需要科学家做的，更多的是对污染物来源的认定，以及对治理方法、生态补偿根据的科技支撑。

比如，谁污染了、污染多少、补偿多少，对人体健康和当地经济发展有多少影响，这些都可以量化。秦伯强说，可以在跨界的河道上设立监测点，采取科学的方法指标进行监测等，建立一套科学的算法来支撑生态补偿的政策。

如今即使在稍冷的季节，太湖岸边还能看到一些绿色的蓝藻，甚至是一些黑色的液体。秦伯强说，控源截污还不够彻底。但庆幸的是，科学家在湖泊领域的研究，有了稳定的支持——当地政府成立厅局级的太湖办，来专门抓太湖的治理问题。“这样，科学家研究的持续性，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不受政策的波动影响。”秦伯强说。

关乎“米袋子”的土壤：要几百年才能长出1厘米

土壤污染的治理，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尽管对普通民众而言，相比于空气污染和水体污染，大家对土壤污染的紧张感还没那么强烈。

比如，人们所深恶痛绝的雾霾，虽然属于大气污染，但它和土壤也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连续出现雾霾天气，根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研究，北京空气中PM2.5的来源，除了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燃烧、工业污染和二次无机气溶胶5个重要来源，土壤扬尘的平均贡献率达15％。

毕竟，土壤对人类生产、生活来说无处不在。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将土壤称作“地球的皮肤”，在他看来，土壤，这一层铺在地球表面的松散物质，关系到“米袋子”和“菜篮子”，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质量。

1931年日本“痛痛病”事件让很多人心有余悸，而这样的案例，也是每个研究土壤的人都熟知的：在日本富士县，20世纪初，人们发现当地水稻生长不良，到了1931年，又出现一种怪病，患者大多是妇女，腰、手、脚等关节疼痛难忍，严重者呼吸都困难。有的患者还不能进食，痛苦无比，常常大呼：痛死了痛死了！“痛痛病”由此得名。

后来人们才知道，富士山有一条神通川河，当地居民以此灌溉两岸庄稼，后来一家金属矿业公司在河的上游修建一座炼锌厂，排放污水中有大量的镉，镉污染了水，水又污染了土壤。经过科学调查，河两岸水田所产的稻米，富含大量的镉，即“镉米”，镉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最终导致了“痛痛病”。

沈仁芳说，土壤是生物、气候、地形、时间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要几百年的时间才能长出1厘米。这意味着，一旦土壤被污染，修复起来是“一代人都很难看到结果的”。

令人欣喜的是，去年5月“土十条”发布。这被称为在我国土壤修复领域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其中在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方面，要求建立的地方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必须严于国家标准。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周东美说，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非常重要，这是用来判断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好坏的尺子。

不过周东美调研发现，实际上，目前我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建立，往往是基于在全国对污染物最敏感的那个土壤类型上的取值，而其他土壤都具有较大的环境容量。这在周东美看来似乎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要正视土壤修复的规律，按自然规律做事。

他说，我国目前场地修复工程越来越多，但目前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修复的时间太短。实际上，如果可以较长时间的修复，修复所用的方法可以温和些，对环境影响可能才会小一些。

另一片值得关注的就是农田土壤。根据周东美的调研，我国农田土壤污染面广量大、类型多样，但目前来看，并没有一种特效药或技术可在短时间内快速、大面积解决所有问题，他说，只能根据实际污染情况、农业、气候、经济条件甚至当地风俗，来有针对性地“开药方”，“一刀切的做法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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