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同盟到关系破裂，再到缓和以及正常化的整个过程。20世纪90年代前期，即俄罗斯联邦建立之初，其外交政策受大西洋主义的影响，外交重点是努力融入西方。而同期的中国处于两极格局结束，国际格局重新洗牌，以及西方对中国制裁的国际环境下，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在这样的背景和两国的外交战略思想指导下，中俄关系经历了“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和“建设性伙伴关系”两个阶段。

1996年1月9日，叶利钦任命普里马科夫为外交部部长，实行全方位外交政策，欧亚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在西方受到的冷遇，也使俄罗斯在外交上更加务实。在1995～1996年由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中，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不变，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俄罗斯的官方表态对中国来说是重要的支持。1996年4月26日，中俄把两国关系由“建设性伙伴关系”升级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西方尤其是美国开始敏感地觉察到中俄两国之间的互动与美国及西方利益的紧密相关性，自此，中俄互动的发展引起西方研究者[1]的密切关注。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西方很多学者开始陆续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探讨进入21世纪后中俄会否进一步升级互动模式。

世纪之交，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促进了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方向的探索研究。1999年美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大旗，绕过联合国直接对科索沃发动战争，在战争过程中还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与此同时，华盛顿提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和国家反导体系的提案。这些举动使中俄两国担忧外部威胁会进一步增加。在2001年6月由中俄倡导的“上海五国机制”扩大为上海合作组织，同年7月，中国与俄罗斯签订重要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长期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开始纷纷讨论中俄关系将互动模式升级的可能性及其对美国的影响。

2001年9月美国本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美国的所有关注点转向了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合作，美国借此机会进驻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并加强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俄罗斯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除此之外，俄罗斯还以平和的方式对待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以及2002年北约的第二轮东扩，这些都涉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有鉴于此，不少观察者怀疑普京已经放弃其上台之初在对外政策中继承前任的欧亚主义，开始奉行融入西方的大西洋主义。当然也有人认为普京对外政策的调整具有策略性。

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全面配合美国政府追查恐怖分子。不仅如此，中国政府不同于过去弃权的做法，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支持美国及其盟国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动用武力的提案，这也是中国首次授权武力的国际使用。但是出于敏感的主权问题考虑，中国没有对美国开放领空。九一一事件后，中美改善了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那种政治紧张和贸易摩擦频发的不稳定关系。

九一一事件渐渐平息之后，西方研究者开始反思和总结中俄对这一事件前后的反应，聚焦中俄之间合作出现的问题和中俄战略关系的局限性、美国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掀起了讨论中俄关系未来走向的热潮，评估二者的战略关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对美国产生影响。中俄两国分别与美国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之后，各自都没有达到预期的层面而回归现实。2005年6月中俄互换《国界东段补充协定》，标志着中俄边界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同年8月15～18日，中俄海军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第一次举行大规模海上联合军演，又一次引起西方研究者对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警惕，因为西方研究者对传统的安全合作非常敏感。

2007年2月，普京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43届安全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措辞严厉地抨击美国实行单边主义，滥用武力，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以及北约东扩，语惊四座。BBC发表了题为《普京的讲话：回到冷战？》的文章，对普京的慕尼黑讲话进行评论。普京的这次讲话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对美态度的重大转折，也标志着俄美“蜜月期”的结束。2007年2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应询谈及普京对美国的言论时，没有正面回应，称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际形势下，各国都应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共同做出努力。

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宣誓就职新一届俄罗斯总统。2008年8月，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俄罗斯作为大国，介入了格鲁吉亚国内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分裂问题，使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跌至低点。中国一向反对大国介入一国内部事务，并且本国也面临着类似分裂的问题，为避免相似的案例刺激中国国内的分裂势力，中国没有支持俄罗斯，仅表示了中立的立场。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考虑了中美关系的因素。俄罗斯官方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认为中国对俄罗斯仍然表现了非常友好的姿态。这一事件又引起了西方观察者对中俄互动模式性质和特点的讨论。

作为普京团队中的核心成员和执行者，接手政权的梅德韦杰夫自然在相当程度上需要继承普京的外交遗产，以保证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连贯性。但在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尤其是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问题上），梅普存在本质的分歧。2010年4月，梅德韦杰夫在美国参加核安全峰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论了他对美国的印象，言谈间传达出他对美国的钦佩和好感[2]。在俄罗斯现代化方面，梅德韦杰夫认为的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全方位现代化，并突出政治现代化，强调自由、民主。梅德韦杰夫执政之后，虽然并未出现叶利钦和普京执政初期“亲美疏中”的现象，但从他对美国表现出的好感来看，俄外交政策重心很难不发生转变。

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对利比亚进行制裁，并在该地区设立禁飞区。3月19日，美英法等多国部队开始对利比亚进行空袭。3月21日，在回答为何俄罗斯没有否决此项决议时，梅德韦杰夫针对普京对西方的批评作出反驳，并认为利比亚是咎由自取。在制裁利比亚问题上，中国也一反常态投了赞成票。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考虑到利比亚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和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对利局势的关切和主张，中方对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3]

2012年是俄罗斯的大选年，即将再一次当选总统的普京受到了西方和俄罗斯国内民主人士的批评。2011年底俄罗斯国内各地掀起了反对普京的示威运动，“ *** ”记者布鲁克发表了题为《阿拉伯之春北移变阿拉伯之冬》的文章，《纽约时报》也发表了题为《这是俄罗斯的阿拉伯之春吗？》的文章，很显然在这次大规模示威活动的背后，有美国的策划和支持。

2012年3月普京再次成功当选俄罗斯总统，并且将对外出访的首站选择在中国，而2013年刚刚接替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正式出访的第一站也选择了俄罗斯，这一系列举动不禁又让西方开始猜测，中俄关系在下一个十年是否会朝更进一步的互动模式迈进。2012年7月，联合国对制裁叙利亚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了反对票。对于叙利亚问题，中俄两国同时表现出了强硬的一面。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协调引起了西方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出于对美国实力进一步衰弱的担心，西方同时也出现了中俄正在形成“专制轴心”的观点。

西方研究者关注中俄是否会进一步稳固两国间的战略关系，使两国相互支持的立场更加坚定，或者进一步结成反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联盟。他们不仅关注两国的双边关系，而且关注中俄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多边合作形式，包括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

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分析家认为，新的冷战式地缘政治时代已经开启[4]，西方加紧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俄罗斯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向东看”，使得西方担心中俄关系会愈发紧密，最终形成中俄军事政治联盟关系。

自中俄关系建交以来，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学术界始终没有离开对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的争论。

争论之一：中俄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最初，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俄关系研究小组的谢尔曼加内特等人（这是一个15人的研究小组，他们中包括来自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俄罗斯问题和中俄关系的著名学者），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院的袁景东（音译），罗伯特珀尔森，“权宜轴心”说法的提出者、欧洲改革中心（CER）俄罗斯与中国项目主任博博罗，从建构主义角度研究中俄关系的彼特斐迪南，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等人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观点属于谨慎的一派，他们既看到了两国关系的成就，又认识到其中的局限性[5]。

他们认为中俄的互动是基于实用性和功能性考虑的“限制性合作伙伴”。冷战后中俄之间具有很多共同利益，促使两国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改善。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两国将苏联时期的问题和困难搁置一旁，努力使关系朝着值得肯定的方向不断发展，在一些事务上，它们保持步调一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内开展的合作的确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多面性和实质性，在政治、战略、规范合作等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是一直以来两国关系的短板??经济关系，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同时也应认识到，双边关系在很多方面存在局限性和不对称性，比如两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有不同的发展而仍然脆弱，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民主化、中国的全球化，以及两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等。两国关系是一种利益联姻，这种关系可以被其他国家利益所超越，双方关系的发展受到它们各自一方同第三方（美国）关系的制约。由于历史上中苏关系的破裂而产生的敌对和政治互信的缺乏，加上文化上俄罗斯一直对西方的认同感，还有中俄之间在未来实力差距上可能有所拉大，这些因素都限制着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现实利益（其中包括能源、经贸合作、军事和安全等多方面利益）基础之上的，中俄两国的互动具有权宜性的特点。

持另一种观点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中心丝绸之路项目研究员利卡斯诺林、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历史教师斯蒂芬科特金。他们认为：中俄两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争端，怀揣着根深蒂固的仇恨进入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阶段。进入21世纪，尽管双方频频握手示好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但中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一对“战略竞争关系”或者是一对“紧张的伙伴关系”，并且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崛起的中国在其中处于上风。这种观点主要基于中俄之间的综合实力对比出现逆转以及两国国内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他们认为，很难说当惯了老大的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在中俄这对伙伴关系中扮演小跟班或者是能源供应者的角色。此外，两国在各方面的互动都存在矛盾，互动的困难在逐渐增加。主张这一派观点的研究者，赞同前一派有关中俄在各方面合作中存在局限性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这些局限性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出现竞争或者紧张状态，这是比“谨慎派”更加悲观的一种观点[6]。

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俄罗斯政府换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世界性金融危机蔓延到俄罗斯。由此产生的一种观点认为，发生在2008年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使权力重心从西方民主自由世界向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国家集团转移。这一年普京对于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中的定位上，头一次从欧洲国家改为欧亚国家。这一变化受到了西方研究者的关注，说明俄罗斯意识到其与美欧国家的关系受到了限制，转而准备对亚洲作出更多的承诺。虽然中俄关系总是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而且这些研究者在谁是这一集团的成员国（有的认为是中、俄和独联体国家，有的认为是中、俄、朝鲜、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上没有达成一致，但毫无疑问，中俄是这一“专制主义轴心”、“独裁联盟”的领导（俄罗斯是发起国，是促成并组织这一轴心的主要力量，中国是轴心中的经济重心和协助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其2008年出版的专著《历史的倒退与梦想的破灭》[7]一书中提出，并首先冠以“独裁联合”（Association of Autocrats）这一说法。此观点后来被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查尔斯齐格勒引用，发表于2009年的论文《2008年的俄罗斯与独联体：专制主义轴心？》中[8]。

在后来的叙利亚事件上，中俄之间的协调不断加强，又一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担心。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要加强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那么整个地区都会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力，特别是亚洲?太平洋、亚洲?印度洋和欧亚地区，再加上美国在这一地区存在的加强，局势将更加混乱。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研究国际安全问题的副教授威廉马特尔，2012年对中俄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协调进行多方面观察以后，在日本外交学者网站上发表两篇文章，认为，出现这样的轴心是出于对民主与自由的恐惧，这些“专制轴心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甚至不能真正发挥多少作用（中国除外，但很多数据表明中国发展也面临停滞），比如说这一轴心的多数成员国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都很薄弱，其财富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依赖能源出口，它们担心不断下降的能源价格会让它们的经济陷入衰退，并导致政治剧变。这种担忧促使这些奉行专制路线的国家靠得越来越近。“专制轴心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上受到以下原则支配：第一，抵制美国影响力，反对华盛顿政策；第二，声称支持国际规则；第三，相互支持和保护。这一轴心的战略，第一步就是在对抗西方政策上形成共识。在战略上，这个轴心希望使西方处于守势状态，并鼓励轴心各国在外交政策方面进行有效的协调。第二步是制定加强轴心国家军事实力的政策，改善军事上的协调并共享技术，以抗衡西方的军事优势。这项政策使它们的军事关系得到加强。第三步是轴心国家实施旨在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促进经济进一步协作的政策，可以预见俄罗斯致力于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使之成为商业和军事投资的关键合作伙伴[9]。

2014年乌克兰局势的恶化和九一一事件一样，可能会动摇美国占世界支配地位的根基。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欧盟和日本对俄的多轮制裁，提升了中国对俄罗斯的重要性，普京在俄与西方紧张关系加剧的背景下寻求中国支持。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增进对华关系无疑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任务。西方媒体和研究机构频繁载文称乌克兰局势可能推动俄中和西方两个战略联盟的形成。即使中俄两国不会形成传统的联盟[10]，两国的战略伙伴模式也会增加实质性的内容，发生新的变化。

比如，保罗欣克曼认为，两国关系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进步，使两国学会了如何彼此依靠，用“最好的朋友”一词对中俄现在的战略关系进行描述也许过于简单，但是目前中俄关系的彼此相伴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间去年的贸易额近900亿美元，并且在今后将会进一步扩大；在能源方面两国“自然互补”，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而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占国家预算的一半，而美国呼吁欧洲摆脱对俄天然气的依赖则使中俄这对伙伴关系更加亲近[11]。

普林斯顿大学马斯格雷夫学院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认为产生此观点的依据是：第一，普京和习近平两人在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上非常相似并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都强调历史的自豪感，强调各自与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不同，都强调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反对外界的干涉，反对霸权；第二，两国都强烈表示希望减少各自对于美元作为交易和结算手段的依赖；第三，乌克兰危机可能导致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出现新维度，而且中俄对各自海军建设的投入增大，以及不断加强的两国联合军演，有可能对美国及亚太地区安全影响深远[12]。

除此之外，日本的《每日新闻》、美国的《福布斯》网站、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法国的《世界报》、西班牙的《起义报》都有相关主题的文章刊出，并对该问题发表观点。

争论之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能否持续，会不会走向战略联盟？

对于这一问题，博博罗认为中俄是限制性伙伴主系，中俄关系在未来中短期（未来5至10年内）会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两国关系是否能持久取决于长期利益上的互动，未来前景走势有待进一步观察。首先，中俄互动的紧密度主要是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今后也会是这样。俄罗斯关心的北约东扩的问题和自己在西方面前的整体劣势都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北京也对美国的台湾意图和日美联盟充满不信任。如果中俄战略合作是对这些问题回应的表现，为什么两国要放弃已经争取到的影响力，两国的伙伴关系不仅会持续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其次，他们认为尽管中俄关系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对称性，但不会阻碍两国关系向更紧密更具功能性的方向发展。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利益因素战胜了价值观。尽管中国人和俄国人并不总能相互喜欢相互理解，但是他们被很多共同的利益绑在一起，比如4 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共同反对美国霸权，经济增长的合作需求等。任何关系的弱点都基于选择的共同利益，由于现实利益的易变性，今天的反美合力很容易在明天变成不同的战略口令，因为在普京和俄罗斯政治精英中普遍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其实中俄双方都更加看重各自同西方的关系。最后一点是矛盾的，随着许多双边问题的大致解决，俄中关系会进入发展瓶颈期，再加上中俄实力对比差距逐渐拉大，新的问题将在这个阶段产生，这是一个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快要质变的过程。如果中俄双方在面对许多偏见、猜疑和战略利益诱惑时，都能将其看作是个别政策，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分歧，那么中俄关系会进入更加亲密的阶段。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是很难做到的，需要进一步地观察。同样持此观点的还有：前文提到过的谢尔曼加内特、特列宁、美国惠顿学院政治科学副教授珍妮威尔逊[13]。

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早期研究，比如普林斯顿大学马斯格雷夫学院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罗伯特珀尔森、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亚洲政策十分有经验的外交官德里克米歇尔和美国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威兹、凯南研究所的约瑟夫德里森、卡斯诺林，他们认为新兴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短期内更加关心政治的重要性多于安全的重要性，由于联盟不是两国的利益所在，所以短期内不可能结成联盟。但是后来中俄的互动更多地加入了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考虑，比如双方联合军演和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因此这样的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已经不再出现。这一派对于联盟可能性的观点主要是，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出现重大错误，北京和莫斯科都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挫折和屈辱，当两个大国同时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时，两国形成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乌克兰危机之后不久，国际局势的变幻使得西方观察家纷纷猜测并警惕两国战略互动的关系会否升级，因为只有共存的危机可能使两国结成联盟，但是两国对此的意愿并不强烈，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利益还没有达到形成一个联盟的条件，即使不能完全排除，但目前发生的概率并不大[14]。

而伊丽莎白维什尼克、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会长弗兰克乌姆巴赫和大卫克尔、兰德公司的政治学者斯柯特哈维德和洛威尔施瓦茨、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安全政策问题高级研究助理马塞尔哈斯等人则认为，在反对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推动建立多极世界秩序的立场上，中俄关系受到了九一一事件的挑战。此事件以后，俄罗斯和华盛顿走得更近，这使中国不能确定俄罗斯的意图。但是随着阿富汗局势相对稳定，美国不仅没有从中亚撤出，还表现出进一步加大在中亚（这一俄罗斯势力范围）存在的意图，并且华盛顿支持在后苏联空间搞颜色革命，因此2014年爆发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又开始向东方的中国倾斜。一方面，两国在叙利亚事件上保持一致，联合声称应尊重主权不介入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在俄罗斯支持格鲁吉亚的分裂势力，俄罗斯介入吉尔吉斯斯坦和近期发生的克里米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较为客观的立场。俄罗斯的远东可能受到中国的人口威胁，越来越多的移民可能威胁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政治稳定。在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中亚地区，中国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虽然两国都想通过上合组织对中亚的发展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但两国在上合组织的发展构想上存在分歧。中国对俄投资存在壁垒；虽然两国在能源方面供需可以互补，但是由于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对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并没有达到完全依赖的程度。在军火贸易问题上，其他的原苏联共和国向中国提供武器对俄罗斯形成竞争；中国复制俄武器技术的能力让俄担心，俄罗斯对向中国出口的高级武器有严格的限制，以此来保持对中国的武器技术优势，伴随中国自身军工业的发展，今后军售方面的合作可能停滞，乌克兰危机之后能不能扭转这一局面还拭目以待。两国之间的矛盾使互动的困难越来越大，没有理由相信两国关系能够进一步加强或者持久。两国在各个层面的合作水平都限制着其进一步发展，更不可能真正形成一个反美联盟[15]。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及西方加紧对俄进行制裁，俄罗斯转向东方寻求缓解。从理论上讲，西方对俄的压力，以及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可以通过中俄结盟的互动关系进行抵消，但事实上它们仍然认为中俄联盟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军事和人口实力，这令经济和军事实力每况愈下的俄罗斯十分不安；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有赖于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在此方面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在中亚，两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俄提出的欧亚联盟战略，中方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两国在两个战略构想实现的过程中怎样资源整合，各取优势，避免两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态势凸显，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在多边框架内，中国的经济规模比其他四个金砖国家的总和还要大，金砖国家的议程反映的是中国较大的影响力，在上合组织内亦然，俄罗斯是否甘心沦为中国的小跟班。各方面的失衡使两国追求双赢的战术外交合作，而非结成紧密的联盟。国家之间发展为战略同盟并非简单地因为彼此拥有共同的对手，而是因为彼此深信对方，但俄罗斯在很多方面都对中国存有疑虑。约瑟夫奈认为在中俄联盟挑战西方的问题上，历史不太可能重演[16]。2014年5月22日美国《财富》周刊网站发表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客座高级研究员裴敏欣的《普京的中国转向：全是战术，没有信任》，也表达了相同观点[17]。

威廉马特尔认为中俄关系正在形成的“专制轴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同盟，会形成针对美国和西方的一个有效抗衡力量。虽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大规模军售有所放缓，但伴随着它们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系，两国现在和将来还将加强它们之间的协作[18]。

争论之三：中俄在各层面的互动对美国及国际体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安德鲁库钦斯、美国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威兹、拉詹梅农、戴维斯国际研究所的埃里尔科恩和约翰坦申科认为，中俄互动的发展和进一步加深，可能会缩减美国的战略余地，美国和西方应该意识到欧亚大陆将有一场权力平衡的重大转变，会严重影响美国及其盟国。美国应该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有一个预期，但不应将其视为联盟。美国也不应该过分恐惧，因为中俄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各自都有与美国发展积极关系的实际利益，这一原因减缓了中俄关系对美国的冲击。同时，中俄关系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它有利于世界和东亚地区的稳定。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注意避免强制和恐吓，而是要通过合作和谈判，对亲密的中俄关系施加公共外交的影响力。虽然无论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还是上合组织都不等同于联盟，但是必须记住的是，中俄关系的工具性作用不仅仅是在虚张声势，美方需要进一步密切关注中俄的互动情况，尤其是在安全方面，比如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国。如果在欧亚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大国联盟，那美国也应该是其中的参与者，或是美国制定政策，把中俄纳入一个安全共同体[19]。罗伯特珀尔森进一步认为，由于中俄关系中现存与潜在的问题，美国不应该害怕一个成熟的中俄军事联盟，因为目前这样的联盟不是两国的利益所在。除非美国在主要的政治问题上犯下一系列错误，中俄才会形成一个真正的联盟。尽管这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但出现的概率也不大。俄罗斯实力衰落，中国实力至少目前正在上升，俄罗斯最终是否扮演二等国家，中国是否扮演一等国家，将不仅影响中俄关系，而且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国际体系。所以很难判断下个十至十五年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否会朝着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方向发展。应该始终记得，中俄关系就像一只卧虎，有可能对打扰它安睡的行为发飙。在不能预测的情况下要保证美国的利益，不能通过强制和恐吓，而是要通过合作和谈判[20]。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鉴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倒退以及近年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迅速崛起，西方媒体纷纷警告美国防止中俄构建对抗美国的“东方阵营”。一方面，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埃里克布拉特贝里和葡萄牙国际关系研究所专家贝尔纳多皮雷斯德利马合三人提出，美国需要利用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把乌克兰领土完整问题与中国国内的领土问题联系在一起，让中国意识到自己与西方利益是相契合的，培养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让北京向俄罗斯施压，从而形成对俄罗斯的战略围堵，防止两国形成反美联盟[21]。另一方面，国家利益中心主席季米特里西梅斯和纽约民主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建议，美国应适时修改对俄政策，否则中俄关系会愈发紧密；美国应谨慎掂量自身行为可能促成两国联盟的后果[22]。

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亚太研究所史蒂文莱文教授，凯南研究所的约瑟夫德里森、斯蒂芬科特金，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查尔斯格兰特认为，两国关系会成为挑战美国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一挑战将会因为它们各自都具有与美国发展积极关系的利益需要而有所缓和，美国不应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过于紧张和担心。两国关系对于彼此来说，不过是同美国发展关系时讨价还价的砝码。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二等关系”对西方施加影响，目的是为了莫斯科和北京各自加强与西方的“一等关系”[23]。

此外，约瑟夫奈和裴敏欣认为，尽管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西方制裁使俄罗斯转向了中国，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充满脆弱性，并且基础薄弱，这一关系是纯粹的实用主义，两国的相互猜忌使中俄纯粹就是战术性伙伴，美国领导的西方无需过度担心[24]。

威廉马特尔认为，“专制轴心”对西方民主构成了挑战之势，每当西方显示出弱点、犹豫不决或者不愿意与其针锋相对的时候，“专制轴心”各国就会不顾一切地把西方列为打击的目标。像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样，西方应该再一次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和遏制。由于专制主义国家都有其弱点，西方更不应当示弱[25]。

结论

总而言之，在回答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持“谨慎派”和“悲观派”观点的研究者占了多数。他们认为，中俄关系的互动具有局限性、脆弱性、不对称性（注：大部分说法是不对称性，也有一说法是分散性）[26]的悲观态度，对于中俄官方声称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新兴的合作模式”的说法，西方人认为它无论是在结构上、方式上还是在想法上，都是非常传统的“伙伴关系”，与19世纪的大国关系模式一样，都是遵循传统现实主义（包括国家安全、权力投射和战略平衡的管理等方面）而作出的反应，其合作的动机都是基于对相互利益趋同的评估。在他们看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和美国因素息息相关，并受到了两国权力对比差距拉大这一现实的制约，所以两国关系存在局限性。与“谨慎派”观点不同，“悲观派”的研究者更为悲观地看待两者合作受到的限制，并进一步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竞争性的关系。第三种观点相对前两种来说比较激进，属于传统的冷战思维模式，而且研究者并不专门从事中国和俄罗斯问题研究，而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大战略。这一派观点的出现，主要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中俄在国际事务中配合得越来越紧密和成熟有关，这一派观点得到了华盛顿一些鹰派人物的支持。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还出现了警惕中俄结成反美联盟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本身并无新意，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幻作出的推测和警示，只是对上述三种观点的进一步延续。对于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战略互动模式的发展最终是否走向联盟，一些西方研究者的观点受到时局变幻和世界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回顾西方学者对中俄战略关系三个核心问题的争论以后，可以发现，西方研究者对中俄关系的态度确实更趋悲观，亦有唱衰中俄关系的嫌疑。在中俄关系的研究中，由于西方研究者从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理解中俄关系，其研究成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中俄关系的传统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中俄两国的研究者应该把握他们对中俄关系的核心关注点，分析深层的原因，以便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尤其是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虽然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的主要敌对方是俄罗斯，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崛起才是其最大威胁，中国才是其真正的战略对手。不管西方是通过中国从战略上牵制俄罗斯还是通过俄罗斯牵制中国，中俄两国都应作出相应的对策，保护自己的重要战略利益。

冷战后，中俄关系作为大国互动模式的典型，伴随着中俄关系走进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本文对西方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观点的梳理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成果，随着中俄关系的继续发展，今后两国的互动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多方研究者的重视，并继续涌现出更新的研究成果，今天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补充。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http://www.jiyifa.net/chuzhong/3777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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