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源头可以远溯得同历史学一样久远，尽管近代意义上“科学”的出现只是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试想一下，假如没有古希腊学者关于他们当时和他们前辈有关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思辩的那些记录，后人对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传统的来源又能有多少认识呢？同样，如果没有浩瀚的中文历史文献和司马迁以降的编史传统，今日我们对古代先哲关于自然现象的哲学解说和种种技术工艺的探索就成雾中看花了。

然而只是到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和社会才产生关键的影响，科学史[①]作为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不过是20世纪的事情。1913年比利时人萨顿创办了科学史杂志ISIS。1928年8月，七位科学史家在奥斯陆召开的第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决定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并定期举行会议，这七位学者就成了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的创始人[②]，首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则于次年5月在巴黎召开。经过80多年来世界各地科学史家的努力，科学史已发展成一项蔚为可观的学术事业，其建制化的水平并不比历史学中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逊色，而其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作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识。

在实现建制化的同时，20世纪的科学史相继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新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等多种思想流派的冲击，从而获得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科学史又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汲取养料，特别是与相邻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互相渗透影响，从而构成一个研究元科学的新兴边缘学科群。今日的科学史已成为研究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以及它们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门学问。当代的科学史家应以全面理解科学在社会中的发生与成长、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为自己的使命；从事科学史写作的目的也不仅仅是描述相关知识的演进脉络，更应以促进民众具备符合时代要求的均衡的文化素质为更高的目标。

大约与科学史在西方建制化起步同时，受到“五四”精神启蒙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现代的科学知识整理和研究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历史题材，他们自然成为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③]。1956年9月以人物>领导人物>竺可桢为团长的中国科学史代表团前往佛罗伦萨出席第8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以科学史家的身份在国际科学史界正式地集体亮相。1957年元旦则有中国第一个科学史机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建立。

但是就建制化这盘棋而言，建立国家级研究机构仅仅是其中的一步；大模样局面的出现，除了自身研究水准的提高外，还取决于学科生存其中的社会环境的改善，这里包括学科点的建设与繁衍、学术资源的增长、权威部门的支持、公众的理解、后续队伍的培养、国际间高水准的对话和交流，以及相关出版物的繁荣等。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几十年数代人的努力，科学史作为一项学术事业在中国正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主要表现在：
（1）已在若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建成一批博士点与硕士点，并培养了一批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两方面均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科学史专业人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中，科学史被定为理学类一级学科，可授理、工、农、医等博士学位。

（2）1999年在若干高校出现了系一级的科学史机构，如上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和中国科技大学的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其他高校特别是一些研究型大学中的科学史中心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以相关科研院所与高校为中坚的科学史学术共同体已在中国出现。

（3）今日中国科学战略的决策者，已对科学史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中，将考虑设置与科学史有关的国家级研究平台。

（4）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等多种学术期刊、各类大众传媒、大量科学史专著和工具书的出版，科学史图书和论文的评奖等诸多渠道，科学史研究已赢得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

（5）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已引起国外同行的充分注意，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一些中青年科学史工作者从国外学成归来，中国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正在加速进行。
所有这些都表明，科学史在中国正步入一个再建制化的阶段。这一进程的发生与发展，必将有力地提升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也必将使科学史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由中国科学院科研机构>其它科学领域>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共同策划的《新世纪科学史系列》，就希望对科学史学科在中国的再建制发挥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系列旨在鼓励科学史、技术史、医学史及相关领域内有创意的专题研究，接受海内外的合格书稿，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学术出版计划。系列由两单位的法人全权负责，不组织编委会，不约请名人搞应酬活动，成熟一本出版一本，希望籍此为学术界和出版界协力建设21世纪的新文化作一探索。

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往往就是文明形态成型和学术纲领重建的时代。在被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近400年间，人类的精神生活几乎同时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得到质的飞跃，人类文明的早期格局由此而奠定。如今，21世纪已经悄然降临我们身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科技日新月异的眩目光辉中，环顾那些曾在“轴心时代”荣耀过的土地，任何一个不带政治或种族偏见的人都会承认，中国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具活力的一个地区。中国的科学史事业能否在新世纪走向辉煌呢？我们将为此努力并怀着真诚企盼着。

[①] 这里和下文说的都是广义的科学史，包括技术史、医学史，以及思想史和社会史取向的科学历史题材的研究。
[②] 他们是：Aldo Mieli（意，1879－1950）、Abel Rey（法，1873－1940）、George
Sarton（比，1884－1956）、Henry Sigerist（法，1891－1957）、Charles Singer（英，1876－1960）、Karl
Sudhoff（德，1853－1938）和Lynn Thorndike（美，1882－1965）。
[③]其代表人物有人物>领导人物>竺可桢、李俨、钱宝琮、朱文鑫、高平子、叶企孙、钱临照、张子高、袁翰青、刘仙洲、梁思成、章鸿钊、王庸、李涛、陈邦贤等。参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台北：联经，1994年，第20页。
（本文原为2000年初为《新世纪科学史系列》撰写的出版弁言，新近发表在《科学时报》2002年10月18日B3版，标题是编辑加的，倒也符合原文的初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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