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是新中国在农村创建的一种不同于传统自然村落的新制度，存在的时间大致为1958年－1984年，它取代了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合作社，也取代了原有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乡人民政府，形成了“政社合一”的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政府建立人民公社一方面是为了改造传统小农，迅速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农民手中获取廉价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公社制度普遍存在着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政府征购高指标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缺点，超越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人民公社的广泛创建是中央提倡和强制推广的结果，并不是农民的真实意愿，当然也根本没有人去真正地征询他们的意见。但农民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规规矩矩的被动接受者，在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公社制度时，他们有着“反道而行”的“对应”行为，处心积虑地想出各种办法来“对着干”，从而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改变、修正，或是消解着这项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高王凌将农民的这种行为命名为“反行为”，下面将依据高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简要介绍下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反行为”，以帮助同学们了解和体味公社制度下农民的真实生活，感受公社在实际运作中时时存在的一种出自内部的离心倾向。

从性质上来讲，农民的“反行为”不是“反抗”之“反”，不是正面硬抗、硬顶，也与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无关。相对而言，它是一个“不反”之“反”，是一种“软行为”，是日常生活中秘密的、静悄悄的、带有很大的欺骗性的、不易为人觉察的行为，也就是和政府玩“猫腻”、“小动作”，你这样规定我未必这样做，你让我搞什么我不一定搞什么，留在公社里，但不积极，而是应付它、维持它。可以说，早在土改的时候，农民就开始有“反行为”了，担心多干活，产量增加了，变成富裕中农被批斗，故不好好干了，宁愿穷着。人民公社成立后，这种“反行为”更成为农村的基本生活方式，延续了二十多年。

首先，“反行为”表现为一种规避行为，如针对着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采取“怠工”、“变相罢工”或“不出工”等办法来对付之，不多生产或是不生产，具体表现就是社员出勤率和劳动效率的普遍下降，以及人为造成的田地荒芜，施肥、灌溉和耕作水平的下降。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以平均主义为主，多劳未必多得，这使农民觉得干不干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对生产不再负责。有的社员说∶“实行公社化，不分你我他，人都是公家的，一碗稀饭是自己的，谁还烦鸟神，想办法搞生产”？还有的说：“多劳不能多得，谁还愿意干”！在广东新会，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很快出现了“四多四少”现象：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1960年山西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草荒现象，6、7月份全省荒地达到6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10。在安徽凤阳，据统计，1959年荒田31万亩，占耕地面积的21%，1960年荒田53万亩，占38%。最严重的公社有一半荒田，有的地方荒地连片，甚至6000亩地不立苗，或几里地不种庄稼。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更是普遍现象。

其次，“反行为”表现为一种变通行为，如采取多留“自留地”、“口粮田”，借地、租地，以至“包产到户”等一系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以图自救。公社成立初期，土地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1961年以后，恢复了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但农民和部分官员并不“满足”于此，又想出前述各种办法来“挤占”集体耕地。湖南省在1961年冬季将数百万亩冬闲田借给农民（大体每人可借三至五分），种植冬菜或冬种春收作物，收入全归社员。最著名的一次“借地”则发生在河南（1962年），一开始只在部分地区，随后普遍实行，每人可借地五分至一亩不等，借期三到五年，借出土地约为20%左右。1959年10月农业部的一份报告说，5、6、7月间，农村中曾出现一股右倾的歪风，如小队所有、小私有、小自由等，其中就包括包产到户。在庐山会议被批判制止后，到1961年初，又再度出现。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一些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变相单干。这种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地执行这种做法。有些地方实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伸到变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队”、“兄弟队”。1962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70%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件。

再次，“反行为”表现为一种侵蚀行为，如针对“集体”的劳动果实，采取“偷拿”、“瞒产私分”等办法，悄悄地把一部分生产所得拿到自己手里。人民公社长期存在着政府高征购现象，影响了农民的口粮供给，在生存面前，为了反对上面的“抢产”、“共产”，“偷拿”、“瞒产私分”成为农村的一个普遍现象。山西省太谷县的扬家庄大队在1958年总共打了80万斤粮食，秋天汇报时硬被报成180万斤，征购走100万，以为你还留有80万，却不知连种子都没有了。于是，从1959年起这个大队就开始偷，集体偷，实际就是瞒产私分。山西五寨县在1959年秋收分配中，据说查出隐瞒产量有1000多万斤。1960年初，在陕西全省发现压产、瞒产的生产队12562个，占总数的48.4%，共瞒产私分粮食11300万斤，棉花204万斤，现金294万元。山东也有相当一部分生产小队搞瞒产私分，一部分群众乱偷乱摸。有的地方则编造两套账目，蒙骗上级。在安徽凤阳，几年来上报产量越来越低，田亩越来越少，有的大队玉米亩产只报10多斤。辽宁省群众中则流传着“小偷小摸，有吃有喝”的说法。

对于农民“反行为”，高教授认为，不能简单当作消极的东西，也应看到它对历史的正面贡献，第一，“反行为”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带来的灾难，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第二，“反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修改了公社制度，对国家政策的修订起了很重要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人民公社的最终解体，“顶”出了包产到户改革。

作者简介：绳会敏，女，助教，现在安徽省蚌埠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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