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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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过程

19世纪60年代初,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直接影响下,地主阶级改良派的先导人物冯桂芬,目睹“欧风美雨”东来,认为采西学、制洋器已无可回避,于是在其名作《校?庐抗议》中提出了对应之策:“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从而最早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的思想。

到19世纪70年代初,在清朝末年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时,地主阶级洋务派的首领人物李鸿章说:“中学”与“西学”要分别教导,学生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宣讲圣谕广训,使学生懂得尊君亲上,不囿于异学。他怕学生受“西学”的影响太深,所以要用“中学”护其本。

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体西用”的思想逐渐明朗。早期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郑观应,在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1898年5月5日,洋务派的首领人物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共24篇。他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洋洋4万余言的《劝学篇》以此为基调,系统阐发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被视为“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贯穿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论点,主张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猛烈攻击维新派的“开议院、兴民权”学说。

《劝学篇》进呈后,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得以颁行天下,各地相继翻印,一时间,“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时,在“诏定国是”中把“中体西用”的思想诏示全国:各大小官员,要以中国圣贤之学作为根本,兼而博采西学中切时务的东西,以成为通达济变之才。

同时,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人,从殖民主义的需要出发,也为《劝学篇》大加赞赏和鼓吹,先后把它译成英文和法文出版。两年后,该书的纽约版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到了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推行“新政”时,仍然奉行“中体西用”的思想。

二、影响及原因

在封建主义文化充斥的近代中国,“中体西用”是唯一能够容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就无所依托,就进不了中国的大门;而没有“西用”,“中体”则无法注入新的活力,得以苟延残喘。因此,它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和中国广泛、深入学习西方的阶梯。

“中体西用”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在利用“西学”、维护“中体”的过程中,对西学的认识是不断扩展的。

作为“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者──地主阶级洋务派,出于实际需要,把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按照“西用”的原则,引进了一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先进工具,培养了一批初步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同时也吸引了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这在客观上诱导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此外,旧式书院逐渐向新式学堂转变,又培养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

但是,洋务派奉行“中学为体”,结果封建主义的“体”与资本主义的“用”发生了冲突,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就说明把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西学,嫁接到封建主义的中学肌体上,是不可能茁壮成长起来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体西用”思想的首倡者──地主阶级改良派逐渐认识到,西学不仅指西方自然科学技术,还包括西方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等,可谓“体”“用”兼备,中国求其“用”而遗其“体”,这是学习“西学”难以奏效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中国不但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用”,而且要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君主立宪的“体”,以改变中国封建主义的“体”。这样,地主阶级改良派又举起了批判的旗帜。

“中体西用”的思想在中国流行了近半个世纪,使中国人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先进的西方世界,并把西方的一些先进东西引了进来,从而在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中国人找到了一个能够容纳和吸收“西学”的形式,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作者简介:曹中原,湖南常德市三中历史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史参》《历史教学问题》《中国考试》《考试》《考试报》等报刊发表教辅文章一百余万字;在《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教育论文一百余篇。参与编写历史教学社七卷本《新编中国史话》;被云南教育报刊社特聘为历史学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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