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在澳洲的一个小镇上，我帮助了一个容易紧张的年轻人，每次当他把假牙装入嘴里时，他便会呕吐。

我的名声传了开来，不久便有医生要病患来找我帮忙他们解决抽烟、压力以及紧张等等的问题。几个月之后，当我的非正统疗法开始被众人广泛讨论之际，我就变得颇为抢手。

大部分的病患对他们的治疗结果都很满意。我帮忙戒烟成功的百分比非常的高，此一情况开始让医师们担起心来。他们说我是不具合格证书的行医人，他们很有礼貌的要我停止治疗服务，否则将把此事报告给『澳洲医疗协会』知道，而且根据我的迫害者的说法，结果将会很严重。

在这个事件之后，我间歇性的提供私下的治疗服务。最后我完全停止，不过发现我的自助催眠录音带产生很棒的效果。许多下车的人跑来找我，要我催眠他们，好让他们放松下来，并能控制压力和坏习惯。

他们通常曾经为了小毛病去看医生，医生们往往会说『没什么好担心的。吞下这颗药丸，几天之内你就好了』。不过他们没有教他们的病患如何放松。

在我的事业早期，我纯粹是因为一个意外才从事治疗服务的。我曾经在我的《睡觉，你这个混蛋》一书中更详细的描述这件事情。它发生在澳洲西部的一个小镇。我问几位被我催眠的人，如果他们的钱多得足够购买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他们会想要什么？

一位女士回答说，她一直为偏头痛所苦，愿意花一切的代价来除去它。在欢乐的笑声中，下一个人，是个男的，解释他为何需要把假牙维持在他的嘴里，他从口袋中拿出它们，秀给台下的观众看。

我当场立即给予适当的暗示，六个月后我回到该地，发现那个偏头痛患者再也没有发作，她把这个现象视为奇迹。有假牙的年轻人刚好是镇长的儿子，并且是他们收割机械公司的行销主任，他很高兴自己再也不会在重要的顾客面前，把假牙吐出来，于是改造镇长家里的办公室，供我治疗那个小镇一半的人口。

这个机会从天而降，我很高兴地用双手接住。我实验并研究了手边能获得的一切资讯。在我那个时代，根本还没有催眠训练这回事。你从每天的经历和实验中学习——非正统，不过非常成功。

当时我想了解的事情是如此的多，但问题的答案就跟现今一样深不可测。何谓催眠？它如何运作？我为何能够帮忙治疗这么多的人？

这些经验导致了我现今对催眠术的了解，而且使我更加相信这个哲学：『你可以给一个人一条鱼，使他今天免于饥饿，但更好的是，你给他一根钓竿，让他想要有多少鱼便有多少。』

这个观念一直是潜藏在我的治疗与动机催眠之后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改善我的SRC『暗示松弛控制』系统。

我特制的录音带已经被彻底研究过，效果是如此的好，以至于可以替代催眠师。而这就是心理医师业为何要我从舞台上消失的另一个原因。

他们知道，每次当我出现在电视节目或舞台上时，我把催眠术轻松的一面秀给人们看，并藉由我的录音带告诉大家，每个人只要花小小的一笔钱，便可以获得实质的帮助。

我从谈话及报导得知，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都妒忌还有羡慕我长期建立的信誉。一位塔斯梅尼亚省心理医师公会成员，在我于该省定罪时，我的同事问他，他们为何对我穷追下舍，他回答『他赚的钱比我们多，这个现象有问题!』

我宣称，我的录音带将有所助益，在许多状况下，只花一点点钱，效果不但大，而且会比去找谈话治疗师方便许多。当伦敦『英国广播公司』透过他们的电视节目『活人』的调查发现，『暗示松弛控制』系统是那时拥有最高成功率的系统时，他们自动写下这个陈述。

在250位接受调查者中，有44％因为这个系统而戒烟成功。另外的44％将每日的抽烟量减到10根香烟以下，而且对此结果很满意；只有2％的人说它一点效果也没有。

很偶然的，四十年之后，我造访了澳洲西部那个小镇，我在该地曾经催眠一位会把假牙吐出来的患者。当时我正坐在车子里，有一个陌生人走上前来，对我夸张地微笑，露出一排亮晶晶的牙齿——没错，就是那位镇长公子，四十年后仍然戴著他的假牙。

我必须称赞少数从事专业调查的心理学家，他们勇敢地偏离传统途径，对人类心智加以实验。许多病患已经从他们所谓的非正统疗法获益不少，他们有时候还会被贴上江湖郎中的标签，但他们仍然继续坚持下去。

虽然我曾经说过，我还不知道有任何病患曾经真正透过分析而被治好，不过心理分析可以让我们学到许多东西。倘若不是因为他们的错误以及费心地调查，心智的秘密就永远不会被知晓。

我遇过的精神科医师承认，他们之所以变得对心理学有兴趣，是因为他们本身发生问题，正在接受一位精神科医师的治疗。我必须承认，直到几年以前，我对这个奇怪的行业仍然一无所知，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所得知的事实，我根本不会想要谴责他们。

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医生，建议她去纽约市看一位精神科医师。他诊断出她罹患了焦虑性精神症。她住进医院，那位精神科医师每天都去看她，通常只是跟她打声招呼，就花她一天四十块钱。当时是一九六五年——等于现今的数百块钱（美金）。

在花了好几千美金之后，她的先生完全看不出她的病况有任何的进展。出院后，她一个礼拜去看这位医师二到三次。她先生问她，她是不是有好一些。她并不确定，因为在她跟医师会面的四十分钟里，所谈的都是她自己的背景，而医师则靠在椅背上打哈欠，表现出百无聊赖的模样。

他拨电话给医师，打听他太太的进展。医师要他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电话上讲不方便。我的朋友坐在不断打哈欠的精神科医师面前，觉得自己如果不主动提话题，他们两人便会保持沉默。医师建议我的朋友应该跟他太太一起接受治疗。

他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且解释他并不同意该医师的治疗方式，不过倘若医师确定治疗能够对他太太有所帮助，他会让她继续看下去。他还提到，他觉得他太太不应该每隔几天就去看一次花费四十块美金的病，这样的医疗费用累积起来将很惊人。

他问医师是否可以保证他太太能够彻底治好。医师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保证，而且她可能必须在未来的几年里服用他所指定的药丸——一天大概十颗以上，假使她停止服用，她可能会经历到很严重的崩溃。

由于该女士的先生对这个领域完全不了解，因此他觉得医师一定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所以他只好接受将会付出很多医药费以及他太太可能永远也治不好的这些事实，结果把自己搞得很悲观。

几星期之后，太太告诉她先生，现在她和医师使用大部分的医疗时间，谈论她先生的事情以及他应该如何付帐单。有一天晚上，他接到医师打给他的电话，要他到他的办公室去讨论那笔可观的费用。他付掉数百美金，剩余的钱每个礼拜分期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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