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一轮复习2018年作文热点素材汇总：钓鱼执法事件

（图略）

钓鱼执法概述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据悉，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entrapment）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执法钓鱼的几种方式

[1]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

上海钓鱼事件

事件

“做好事反被诬陷成黑车”

18岁的孙中界没想到，到上海上班才两天，就给公司惹了大祸。

10月14日晚，他驾驶的公司车辆被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涉嫌黑车营运为由暂扣，为证清白，血气方刚的他挥刀自残。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孙中界的哥哥孙中记。“非常感谢家乡媒体关注这个事，我弟弟正接受另一家媒体记者采访，我现在就把电话给他，你采访时别让他太激动，医生说激动时会牵动神经，对恢复不好。”

“我想不通，做好事会给我惹这么大祸。”电话里，孙中界说，他家住商丘市柘城县农村，哥哥孙中记在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车队当队长。通过哥哥介绍，他来到哥哥所在的公司开车。10月13日是他头天上岗开车。

10月14日晚，孙中界驾驶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上海市闸航路自西向东行驶，准备到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接人。

7时30分许，当孙中界进入浦东区域，行至闸航路和召泰路交*口时，他看到路中间站着一名青年男子，频频挥手示意他停车。

“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想着他肯定遇到了难事，就停下了车。他一下子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我问他有啥急事，他说这么晚拦不到车，又非常冷，想让我捎他一程。”孙中界回忆说:“我刚好顺路，又看他只穿一件T恤，就有点同情他，打算捎他一程。上车后，他说按出租车的价格给我掏钱，我当时忙着开车也没搭理他。走了四五分钟后，这名男子说到了，我就缓慢停车。这时，他掏出10元钱，往我仪表盘右侧一扔，随后就伸脚急踩刹车，并伸手拔我的车钥匙。这时，我看见我车前侧过来一辆面包车，车上冲下几名便衣男子上了我的车，他们自称是执法大队的，说我黑车营运拉客。我赶紧解释，并说刚才上车的男子可以作证，可上车男子已不见踪影。”

孙中界说，“这几个人把我从车里拽出，拿走了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并把我推上面包车开进附近的一个胡同，胡同里停着一辆依维柯，他们又把我推到车上，上面有几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我想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却被他们没收。他们在车上对我进行审问，一名男子拿出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说我开黑车，非法营运。我说是对方主动上车，我也没向对方要钱，纯粹是出于做好事的心理。可他们坚持说我非法营运，还让我在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因为尿急，我无法忍受，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孙中界说:“当时僵持了大约1小时，我签字后，他们才放我走，车也被他们开走了。

对话

河南小伙为何断指表清白？

当晚9时30分许，孙中界回到了鲁汇镇的租房处，挥刀砍掉小手指，闻讯而来的哥哥到来时，手指已经断了，只剩下一点肉皮连着，血流得满手都是。哥哥立即将其送到医院。

对于执法人员说弟弟开“黑车”一事，孙中记说:“我弟弟才上班两天，他哪敢开车要钱，根本不可能的事。这是执法局在‘钓鱼’，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没想到我弟弟却碰上了。”

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一名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孙中界和孙中记两兄弟是他们公司的员工，孙中界来到上海才两天。这辆金杯车是工程用车，他也不相信孙中界会开车营运挣私钱。

事情发生后，孙中界的哥哥孙中记向媒体投诉，东方早报等上海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本地不少都市报以及北京、广州等地的媒体纷纷赶至上海采访孙中记。“一天来五六拨。”昨日下午，孙中界告诉记者:“为给记者介绍情况，我嗓子都哑了，非常感谢媒体的关注。”

孙中界为何要选择这种极端的手段挥刀自残？昨日下午，记者对此进行电话连线。

记者:碰到这种事，你可以选择行政复议，或者其他法律手段维权，为何要自残？

孙中界:我气得不行，做个好事却遭到诬陷，公司的车也被人开走了，越想越窝囊，我跑到厨房，拿起菜刀，向我左手的小手指猛地砍下。我之所以没选择其他维权渠道，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郁闷绝望之下才这样做的，当时连死的心都有，就是想靠这样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记者:你现在伤势如何？将来有何打算？

孙中界:医生说我左小指肌腱断裂，伤及肌肉、骨头和神经系统。虽然当晚就给我做了手指缝合手术。可医生说断指即便能连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灵活了。如果浦东区的执法部门不公正处理，我准备上法院起诉讨说法。

记者:如何证明你的清白？

孙中界:我怎么能证明？只有天地良心知道我的清白，我要说的是，我是在做好事，我没要那个男子的钱，是他丢下钱诬陷我的。既然执法局说我非法营运，就请执法局拿出录音录像证据，我愿意配合他们的调查，希望他们能公开他们的证据，还我清白。

记者:下次开车再碰到有人遇到困难求助拦车，还会停车吗？

孙中界:我很想帮助这些人，可我再也不敢轻易停车了，我已经为这付出一个手指的代价了。

回应

浦东执法部门否认“钓鱼”执法

10月1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10月14日晚间7点多，有1个中队、约12名执法人员参与了查扣孙中界从事非法运营的行动。“根据群众反映，即航头镇附近非法营运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就在14日晚组织计划了该行动。”于是，包括3名民警在内，执法部门在事发路段附近设置了检查站。在检查的过程中，查扣了孙中界的车。

“根据执法队员的报告，孙中界当时情绪反应正常。”这名负责人说，他后来才得知，孙中界回家后自残。

这名负责人认为，所有驾驶员都不会承认自己驾驶了“黑车”，这是黑车司机在遭查扣后的普遍反应。

至于如何判断是不是“黑车”，该负责人说，一般认定车主与乘客是否发生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利益关系，除了司机是否收钱外，“我们是（通过）对乘客的询问、执法队员现场的判断，来确定乘客和司机的关系，以及司机是否从事非法运营。”

对于上孙中界车的那名男子的身份，该负责人表示，该乘客并非交通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并不认识。该乘客的证人证词可作为执法人员判断孙中界是否从事非法运营的依据之一。

质疑

是巧合还是“钓鱼”执法？

对于此事，上海媒体记者采访了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问:为什么乘客要求的停车处与执法部署相重合？

答:如果不当场发现违规，执法部门也没法认定是非法营运。打击非法营运的执法具有即时性的特点。

问:仅凭乘客的一面之词，是否可以认定孙中界从事非法运营？

答:此事中，乘客愿意出来作证，但并不清楚他有没有录音。执法部门将按照正常的程序执法。如果此事进入法律诉讼阶段，该证人证言可以呈堂提供。但通常情况下，一般采取不见面原则。

问:执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误认，并挫伤乐于助人司机的积极性？

答:可能性不大，如果当事人有异议，可以进行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法律保障手段。

背景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频发

据媒体报道，今年9月8日，上海市民张军就遭遇了“钓鱼执法”，他的“长安福特”在路口等红绿灯时，一名30多岁的男子捂住腹部，声称“胃痛”，要求张军搭载一程。7分钟后，该男子“完全没有了胃疼的样子”，并主动提出，“我给你10块钱”。张军称，他当时立刻表示，“我是私家车，你胃疼才载你的，不要你钱”。两分钟后，“长安福特”应男子要求，转弯，停下。该男子试图拔出该车钥匙，并与张军扭成一团。七八名身穿黄绿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包抄上来。张军随后被执法人员强行押入一辆面包车，“长安福特”遭到扣押，那位男乘客则不知去向。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10天后可取回扣押车辆。张军认为自己是“被钓的鱼”，并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

而另一车主江涛也遭遇过“钓鱼执法”，他之所以肯定自己是“钓鱼案”受害者，有一个重要原因。今年6月21日，他被“当场抓获”后，曾在同一个地方，重遇一男一女两位乘客。当时，他们正要求一辆桑塔纳“搭载”。江涛随即上前交涉，发现两名“乘客”身上有录音设备。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在上海，一位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他说，每次执法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

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判断，“钓钩”往往有两个特征:一是引司机到埋伏区，二是“试图拔车钥匙”。另外，“钓钩”往往携带录音设备，既然官方承认执法过程中的录音存在，“那么，上车的人无疑就是‘钓钩’”。

据悉，张军一个月来已经联合了十几位“钓鱼案”受害者，打算将官司进行到底。

进展

责令浦东新区彻查真相

据上海媒体10月17日报道，10月14日发生在浦东闸航公路上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之于众。上海市政府强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

昨日下午，孙中界告诉记者，17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人员带着礼品到医院看望了他，并说对此事很重视，会认真调查处理此事的。孙中界说，如果此事得不到公正处理，他准备起诉讨回公道。

河南力天律师事务所主任丁香说，“钓鱼执法”取证方式是违法的，用违法手段取证是无效的，因此导致的处理结果也是无效的。孙中界的遭遇让人同情，但他悲愤之余采取极端的自残方式并不妥当，这也是对他自己的再次伤害。

上海

“钓鱼执法”事件水落石出

据新华网快讯，浦东新区将终结孙中界“钓鱼”式执法案并向公众公开道歉；闵行区张晖事件执法取证不正当，区政府将依法撤销原处罚决定。据记者了解，中午11时半，新区政府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调查结果。

孙中界可以协商国家赔偿

上午10时，孙中界的代理律师郝劲松表示他还没有看到网上的消息，他与孙中界正去往浦东新区政府，参加新闻发布会，公布案件调查结果。不过他介绍，他们刚刚与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党工委书计，办公室主任等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谈。对方表示，孙中界14号的事件经过浦东新区的联合调查，结论是交通执法大队采取了不正当的取证手段，浦东区政府责令有关部门中止调查程序，归还被调查车辆，同时向孙中界同志表示诚恳的道歉，孙中界由此产生的一切财产损失可以协商国家赔偿，对伤口的处理，也想听听我方意见。

郝劲松表示，他的要求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就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栽赃陷害执法一事在上海媒体，河南媒体，及中央媒体向孙中界先生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孙中界先生名誉。由于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栽赃陷害，使得孙中界先生遭受巨大精神创伤，为证清白，孙中界不惜断指以证清白。我方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及其它赔偿。此外，由于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违法行政非法扣留孙中界先生车辆，我方要求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扣留车辆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钓鱼两当事人心情平静

“对个案的处理这个结论我是认可的，但是他们避开了‘钓鱼式执法’的称呼，用了个‘不正当的手段’，到底是怎么个不正当，我认为他们应该勇敢的承认。”郝劲松说。

孙中界对记者表示，他目前的心情很平静，从之前新华视点发布了有利于他的调查结论，有“倒钓”的嫌疑，他就有现在这样的心里预期了，他非常感谢全国舆论对他的支持。

而“闵行倒钓案”的当事人张晖(化名张军)对记者表示，作为个案，他很高兴，不过他希望所以的钓鱼执法案都能得到公正处理。“我认为法律应该公正，政府应该有公信，执法人员不用乱使用手里的公权力，破坏社会的和谐。”张晖说，“我不知道国家赔偿怎么申请，我就希望他们能向我道个歉。”

应成立“钓鱼执法”专案组

不过，郝劲松认为，孙中界被栽赃陷害仅仅揭露了冰山一角，据保守估计在上海每年被“钓鱼式执法”所栽赃陷害的车辆有数千辆。自上海钓鱼执法被媒体揭露后，郝劲松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大量车主的来信和电话，反映自己被钓鱼执法的情况，目前郝劲松及助手正在做这方面的统计和调查工作。郝劲松认为:数量众多的“钓钩人”与上海各区交通执法大队的成员相互勾结，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栽赃陷害大量车主，骗取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已涉嫌有组织犯罪，上海市警方应当在18个区县立即成立“钓鱼执法”专案组，迅速立案，对众多“钓钩”，钓头及背后唆使的交通执法队员实施布控抓捕，及时破获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严重不稳定因素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郝劲松说，现有的打击黑车手段，治标不治本，一方面在城乡结合部存在大量出租车市场需求空缺,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却不允许个体户从事正规出租车运营，市场需求导致个体私车成为黑车运营。要想真正消除黑车，只有对现存的出租车制度进行改革，降低出租车准入制度的门槛，允许个体户从事出租车运营，运用市场调节的杠杆，可从根本上消除黑车。

相关评论

砍掉引诱“钓鱼执法”的指挥棒

最近围绕上海钓鱼执法的新闻很密集，先有两起事涉“钓鱼执法”的行政诉讼在进行，接着有媒体调查该市闵行区用钓鱼执法查非法营运的利益链条，并披露：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两年内罚没款达5千余万。10月14日发生在上海浦东的涉嫌非法营运交通行政执法一事，因当事人90后小伙自断手指以示清白而再度引起了各界关注和争议。17日，上海市政府首度正式就此回应称，要求迅速查明事实，及时公布于众。（《广州日报》10月18日）

“钓鱼执法”的存在表明某些执法者为了“执法工作的可持续性”打起了合法运行者的歪主意，用参与制造违法事实的方式，从“源头上”控制并解决执法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以确保执法工作的“成效显著性”，达到既从“数字上”整治了万恶的黑车，又从“经济上”使执法者收益颇丰的双重目的。这将行政执法庸俗化为一种“生意”，使执法权蜕变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据报道，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19－2019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照此计算平均一辆车罚款1万元。所有的秘密就在执法者的罚款权中，执法者会为了将罚款据为己有而罚款，也会为了获得行政考核的“优良”而罚款——钓鱼执法就是这样的产物。“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从何而来？以何为据？“成效”如何？建议上海市政府应该顺着这根藤，查查引诱“钓鱼执法”的这根指挥棒。

各级政府为了遏制行政罚款权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最主要的做法是执行收支两条线，其核心目的是要让罚款行为还原成为纯粹的执法行为，不被异化为部门利益的提款机。据媒体报道，在上海闵行区，“钓钩”（引诱合法运营者上钩的人）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倘事实如此，不禁要问这些钱从哪儿来？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怎可能有这样一笔财政拨款？如果采取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手法的话，说明罚没款的监管和使用上有漏洞，从而使“钓鱼执法”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意”。

有些评论认为，钓鱼执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意指此举与公安机关侦查中的“特勤”、“卧底”好有一比。此论差矣！如果我们认同“钓鱼执法”，就是认同了行政执法者可以不择手段地执法，必然使行政执法成为一场权力扰民闹剧，百姓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进退失据，公权机关无法正确引导百姓，法律形同虚设。

就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而言，其目的在于整治黑车。这是件老大难问题，难在哪儿？不外乎因为三种情况：第一、整治黑车爱搞运动，忽紧忽松，形不成重拳出击之势；第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将整治黑车与当地的市政建设统筹考虑，使孕育黑车的市场始终生机勃勃；第三、执法者与黑车经营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公权保护不法行为以获得不菲权力租金。

不解决黑车整治问题，谁能保证哪一天不会出现打着整治旗号祸害百姓的新玩法？当然，如果上海市能通过彻查“钓鱼执法”事件，拔出萝卜带出泥，把黑车整治问题的病根也找到，就更好了。

“钓鱼执法”事件处理不能止于道歉

遇到丑事、难事首先想到“捂、赖、藏、封、辩”之传统应对民意手段，导致政府很难不做错事。但面对言论空间开放，行政执法对象维权意识普遍增强，政府回应舆论质疑的方式方法必须与时俱进。

经上海市民、国内媒体及无数网民锲而不舍地质疑，发生于10月14日的“钓鱼”事件终于真相大白，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城市行政执法局公布的否认存在“钓鱼”执法的谎言被事实无情揭穿。

昨日上午，浦东新区政府召开新闻通气会，承认“10•20”结论事实不清、结论错误、公布草率，决定依法终结孙中界案并做好善后工作。浦东新区政府还就误导公众及舆论作出公开道歉。

与此同时，针对“10•14”事件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市政府做出“坚决禁止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之承诺，并将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行政问责。

“10•14”事件令上海很受伤，弄得市、区两级政府极为被动，但事件最终还原了真相，体现了有错就改的精神，值得肯定。

采取“钓鱼”方式实施交管执法在上海由来已久，在各地也长期存在。这既是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之重大缺陷，亦受公共交通供给矛盾长期未能化解之连累。

公交服务供给不足，轨道交通与公交车接驳常常缺乏“最后一公里”，公交线路疏、班次少、城郊接合部公交服务盲点多是黑车运营猖獗的直接原因，打击黑车固定证据难则直接诱发“钓鱼”式执法。

各地方政府利用行政许可手段“寻租”，高价出售的士准运证，的哥“份子钱”过重，导致出租车市场长期发育不良，难以承担公交服务供给不足的辅助供给职能，也是诱发黑车屡禁难绝且越打越多的直接诱因。这中间既涉及公交服务之需求刚性又涉及黑车违法经营成本极低，客观上诱惑更多的社会司机以开黑车作饭碗。

我相信，“钓鱼”式执法并不符合绝大多数执法者之心愿，他（她）们也是普通人，也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基本的人性并未泯灭。“钓鱼”式执法之所以愈演愈烈，背后受“执法经济”驱使，根子在于“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在行政编制、执法经费甚至于执法队员正常工资奖金缺乏财政渠道刚性保障的困境下，公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执法堕落为“创收”几乎难以避免。而利用公权力“创收”就如同吸毒一样可怕，一旦沾染上就极易上瘾。

鉴于社会处于“转型与发展”时期，公交服务短缺而到处急需花钱，文明执法与公权力传统行使习惯及手段之冲突，自我执法监督流于形式及“第三方监督”长期缺席，扩大行政编制及预算面临强大社会压力及政府自身支付能力限制等现实困惑，以及不适应舆论监督、害怕监督，遇到丑事、难事首先想到“捂、赖、藏、封、辩”之传统应对民意手段，都导致政府很难不做错事。但面对言论空间开放，行政执法对象维权意识普遍增强，互联网作为思想文化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所显示的巨大舆论能量，政府回应舆论质疑的方式方法必须与时俱进。

“宝马彩票”、“周老虎”、“躲猫猫”、“武汉经适房”的深刻教训，和“钓鱼”执法否定之否定，都使政府公信力一次次受到重创。在政府公信力一次次得到“修复”过程中，政府执政能力尤其是应对舆论的能力也在社会质疑声中逐步得到提升，本次“上海谎言”的收获之一也在于此。

“钓鱼”事件是权力尊重权利样本

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的处理虽然一波三折，仍然值得称道

浦东新区政府当众认错，闵行区政府撤销此前不当的行政处罚，上海市政府要求“坚决取消”、“立即纠错”、“高度透明”——26日上午，当“断指司机”孙中界为了这个“清白”的终于归还而当众落泪时，一个多月来，一直为“钓鱼式执法”而关注、质疑、义愤的公众，也终于可以长长地舒口气了。

孙中界等来清白，花了12天。这12天，很漫长——因为每一日，对这个先是被执法部门施放“倒钩”给予处罚、后自断手指也没能讨个说法的人来说，简直度日如年。

但人们不会忘记，当年“虎照”事件，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自己那点“脸面”，竟然迟至8个月之后，才公开回应，承认有假。而此次上海的处理，从10月14日事发，到20日浦东相关部门草率作出“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结论招致更多公众质疑后，上海立即组建多方人士参与的联合调查组展开独立调查，并迅速将结果公之于众。无论是回应的层级、速度，还是后期调查的方式、对调查结果的态度，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错必纠”的政府，看到了一个“敢于负责”的上海。

这起公共事件，有理由成为一个政府行为与公民权益的互动样本。

这样本，是关于执法者与管理者在今天究竟该如何推动程序公正与人性执法的管理思路。为了达到某种管理成效，过去，我们常常忽视成本、手段甚至是对社会心理的伤害。事实上，类似“钓鱼式执法”，不独上海有，也不独交通执法部门有，它既是长期以来某些部门与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所致，也暴露出贫瘠的民本思想。“钓鱼式执法”事件，再次让我们悚然惊觉了这一管理思路的巨大祸害。

这样本，是政府在明知认错可能会“失面子”、有“麻烦”，依然坚定地把权力尊重权利作为政府自觉。上海不会不知道，公开承认执法问题，对相关执法作出种种限制，向来取证难的“黑车”打击问题可能再度陷于困境，但仍然在轻重权衡中，选择了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这份勇气与担当，值得赞许，也应该获得公众的理解与支持。

这样本，更是政府与公众如何在良性互动中共同进步的又一案例。当“以人为本”成为这个社会最响亮的主流价值观，当公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如何面对越来越普遍的舆论监督，是一种执政技术，更是一种执政理念。在经历并积极参与了“虎照案”、“西丰事件”、“跨省追捕发帖者”、“彭水诗案”等公共事件后，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日益高涨，方式也更为成熟；而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开回应也越来越迅速坦诚，并开始懂得把舆论监督作为推进解决城市老大难问题的契机——在上海决心对“钓鱼式执法”斩草除根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正在广纳民意，寻求对非法营运现象更有效、更文明、更依法的解决之道。

勇于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者，才会有光明的前景。人如此，城市亦如此，民族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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