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在其对支配社会学的研究中，对于法理型支配的最高形式也是最理性形式——官僚制，官僚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因韦伯的研究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中国历史上，统治中国最久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官僚政治，但是对于中国的封建官僚政治的批判性分析确实非常少的，本书即是以客观、理性的精神，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

官僚政治或者说官僚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抑制住非理性的感情上的冲动，而以一种客观、科学理性的态度去进行研究。“当做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竟如何存在，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

一、官僚政治的社会与技术意涵

官僚政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从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技术层面的和社会体制层面的。有时我们可以说，官僚政治在任何历史时代都能存在，比如说，将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地刻板地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诸如此类，所有这些这些作风和流弊，通常是属于技术方面的。美国最开始的政党分肥制等就是这个问题的典型案例，而随后就通过文官制度的建立，从技术上予以改进。而作者将官僚政治当做一种社会体制来进行分析，虽然也注意其技术层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注意官僚政治的的社会层面。这样的基于社会条件的官僚政治，既依赖于其所存在的社会条件，同时也为这些社会条件所限制。故而，官僚政治的技术性作风永远不可能单纯的从技术手段的角度去谋求根治。

技术性的官僚政治不仅仅可能在一切存在官僚的社会存在，更可能在一切大规模的机构、组织中存在。但是，当我们把官僚政治当做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的话，却只能是存在于某一社会阶段。

二、官僚政治的国际样态分析

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官僚政治的确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个历史阶段。

欧洲在前官僚政治时代，无论是希腊的奴隶制国家，还是欧洲中世纪由僧侣、贵族行使统治的封建王国，都不存在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的基础。而随着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原本相互割据的诸侯领地被统合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而国王必然需要一批人来帮助其施行统治。于是，伴随着专制的民族国家的出现，政治权力必然会把持在官僚手中，也必然导致官僚政治的出现，故而，官僚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而最初的官僚也必然是从贵族转化而来，而这一部分官僚在其形成之日起，其就不再是对国家或者人民负责，而是只对国王负责。

而对官僚制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是从封建制到资本制的过渡形态的必然产物。在欧洲，专制政体—官僚政治出现的较早的国家是法国和英国，而出现较迟的是德国和俄国。故而，“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要混合着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而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

三、中国官僚政治的特征

中国的现代官僚政治虽然在新近吸收了一些新的成分，但是其毕竟是在原有的官僚政治形态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对中国古典的官僚政治形态进行分析，在作者看来，中国官僚政治形态有三个主要特点。

延续性，亦即中国官僚政治延续的时间较长。由于按照上文的论述，官僚政治是伴随着专制政体的出现而出现的，而中国专制政体的发端公认的是从秦代开始，而自秦代开始一直到清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未出现一些根本性的变革，亦即中国是一直受着专制政体—官僚政治的支配。战国时代各国的纷争培养了官僚，为专制政体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而且也成为了专制政体出现的推动力。作为官僚政治起点的秦代是在战国时代的封建贵族政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而随后的各个朝代都是在前代的官僚政治下培养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方面表现为各个王朝的更替，但是不变的是统治阶级对于农民实行的剥削和压迫。

包容性，亦即官僚政治不仅仅包括官僚政治活动，还与中国文化的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都有密切而协调的联系。中国官僚政治的包容性就体现在，近两千年的统治过程中，其形塑了配合其进行统治的社会制度。以家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中国的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工具。故而，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活动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官僚政治形塑的结果，但是其反过来又成为官僚政治的推动力。

贯彻性，亦即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着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被官僚政治的樊笼所限制。自官僚政治出现的那一刻起，其就通过动员各种力量来扩大其影响和控制的范围，最终不仅仅在外在形成支配个体的制度，更在每个人的内心建构起了一种认识，内在的被规训了，从而认为这种专制统治是合理的。

四、中国官僚政治分析

作者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官僚政治的经济社会基础进行分析，指明官僚政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进而分析官僚政治发展、成熟过程中的各种重要因素，比如两税制、科举制等等。再通过分析官僚政治下两个主要主体—官僚和农民的基本生活样态，从微观层面再次结构了官僚制的特性，在对中国官僚政治的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进而讨论了官僚制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以及官僚制的现代转型，最后作者探讨了官僚政治的前景。

对于中国官僚政治的出现的动力分析，有着不同的说明，治水说、外敌说、士的创造力等解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促进了中国官僚制度的成长，但是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在更加基本的条件上产生作用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基础，而官僚政治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就在于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所以，只要这个最核心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化，无论上层建筑的统治方式如何变化，只不过是改变了剥削的主体和方式，并未根本上改变这种剥削关系。故而从战国时代的那种非集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到集中的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得只是统治阶级的构成以及统治的形式，根本的剥削关系并未改变。伴随着中国封建的地主经济出现了中国的封建官僚政治。

封建官僚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剥削最底层的农民的农业生产剩余物，封建皇权也正是建立在对这些剩余物的绝对占有上。于是正如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中所分析的，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利益的分配有绝对的支配作用，于是如何在官僚体系内部分配政治权力，或者说分配经济利益就成了历代统治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封建官僚阶级支配着封建经济基础，进而必然会占有和支配社会的精神生活。而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借由封建官僚政治而取得了长期的思想统治地位，同时也促进和维持了封建官僚的统治。天道观念、大一统观念和纲常教义对于维护专制官僚统治是缺一不可的儒家思想要素。天道观念确保了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的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大一统观念则保证了中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即使经历多次战乱却依然能够保持疆域的统一和完整；纲常教义则将统治阶级的统治灌输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两税制以及科举制则是将封建官僚政治推向了极致，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作为一个官僚体系内的官员，由于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利益的绝对支配地位，自然就将追求政治权力当作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官僚的政治生活表现为追求经济利益的生活，但是限制官僚追求这种利益的规则又不可能从官僚体系内部生产出来，最终导致官僚的政治生活自然地表现为贪污生活。而正如作者在本书一开篇就强调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民对立的社会，官僚阶级榨取农民的技术愈成熟，农民的生活也就愈困难。

中国官僚政治建立的前提就在于无知、孤立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农民被束缚在宗法组织内，而其包容性与贯彻性又使得本来可能作为其对力量存在的市民工商阶级歪曲了其历史任务，被封建官僚政治消解在其统治中，而无法以新社会领导者的姿态出现，这也导致了封建官僚制看起来的长期停滞。但是要注意的是停滞并不代表原地踏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发展与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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