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叫魂》这本书中，从乾隆这一角度，乾隆将剪人发辫这件事看作是对满族人统治的反抗，在处理叫魂这一事件时反映了乾隆对“汉化”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乾隆希望捍卫满族的种族特性，相信正是由于满人的种族传统，满人能比汉人更好地统治中国，指责满族官员因汉化而腐化，另一方面，为了被世人接受，清朝也不得不接受汉族的文化规范。
从官员这一角度，孔飞力考察了帝国的官僚制度与专制权力的关系。在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的课本对明清时期强调的是君权的加强，似乎这一时期的君权能够贯彻到帝国的每个角落的，但在叫魂这一事件中，孔飞力为我们展示了官僚对皇权的限制。叫魂这一现象在各省发生，但还未被皇帝知晓的时候，各省官员选择在自己的职能范围之内处理叫魂这一现象，避免专制君权对自己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失去了对官僚的全方位掌控。在官僚制度中的常规规则难以实现控制官僚时，借处理叫魂这一事件，乾隆诉诸专制权力，希望能够整饬手下的官僚，与官僚机构的种种积习算总账。但即使专制权力介入了这一事件，官僚机构颟顸的工作方式仍然在阻止皇帝专制权力的渗透。
孔飞力认为在叫魂这一事件、以及清帝国的权力运作中，高级官员“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因而“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这本书的作者孔飞力先生和黄仁宇先生一样，同样关心中国的现代化，关于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黄仁宇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而孔飞力说他“热诚地相信中国本身便具有向现代性转变的一切必要的前提条件。”，他把中国的官僚制度命名为“官僚君主制”，认为帝国的官僚制度及文化可以阻挡帝国中的狂热，他对这种阻挡报以了“谨慎的喝彩”。
从普通百姓这一角度，虽然这时的百姓处于康乾盛世之中，但孔飞力认为此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受困扰的社会”，在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的情况下，普通大众的生存机会被侵蚀了，而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当叫魂席卷全国之时，便有百姓通过诬陷、散播谣言等方式，从叫魂这一事件中攫取权力以打击自己的敌人，形成一个“冤冤相报”的社会。来源：读后感(simay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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