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这本书，是(英)作家迪克·威尔逊著，萨夏、海林、李维国、竺际春等译的。全书共分序言、正文、讲述、尾声、总结后记等四部份，其中《周恩来传》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年代分两个时期讲述了周恩来崇高伟大平凡的一生。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周恩来。并不像政治宣传的那样，是个从小就志向远大，意志坚定，通晓四国语言的完美圣人。他首先是一个普通人，也有过年轻气盛，有过彷徨迷茫，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做一名教员，但是最后却走向政治，突然明白很少有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即使他最后获得巨大的成功。他有坚持更有妥协，即使也有种种的不满，但更懂得如何隐忍，如何韬光养晦。当现实背离理想的时候，不是一味的抱怨和沮丧，而是尽全力向好的一面努力。

　　通过读《周恩来传》这部书，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对周恩来总理的敬仰。周恩来伟大而又高尚的人格，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伟大的时代风云造就了周恩来的精神品格。周恩来伟大的人格精神又影响、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前进。

　　一、立大志,把个人理想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为中华崛起”的崇高志向当作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这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坚实基础。

　　周恩来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黑暗混乱的时期,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少年周恩来深切地感到,广大同胞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着强烈社会使命感和远大志向的周恩来,曾在作文《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明确提出学习应以肩负“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为目的,开始把个人前途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了。当校长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时,周恩来庄重的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一生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斗争的伟大事业中,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这启示我们,一个有为的青年,只有树立革命大志,确定好人生的坐标,才能坚韧不拔,奋发前进,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他的生活才真正有意义,他的青春才能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我作为一名学生，首先就是要立志，只有有了坚定的目标，才会有坚定的行为。确定好人生的坐标，分发前进，我想这样才会活的才有意义。

　　二、一生只讲奉献,从不索取,把个人有限的生命完全溶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去,是周恩来人格精神的核心。

　　周恩来是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典范,也是他人格精神的核心。表现在他时刻关心群众生活,体察人民疾苦,终生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上。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大管家”,人民的忠实公仆,与人民息息相通,血肉相联。他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忧人民之所忧,喜人民之所喜。把人民的疾苦时刻放在心上,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尽管为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仍经常深入农村、工厂、学校、部队,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战士促膝交谈。仔细了解他们的疾苦,询问他们的要求,倾听他们的呼声,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及时把群众的意愿化为党的方针政策,扎扎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

　　三、淡泊名利

　　从少年和青年时代起，周恩来就十分看不起那些虽不乏才干和作为，但却内怀邀名请功之心的爱出风头之徒。周恩来认为，“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他心中的“名”，是清正、神圣的名誉。在他看来，若汲汲于名，犹孜孜牟利，靠虚声盗世、眩世眩目来获取名位，即便有了某种功业，也实在是道德的罪人、名誉的罪人。处理两者的关键，是要有大志，但不能有大己。古往今来，大凡有大作为的人，最难协调的事情之一，恐怕就是伟大的事业与个人功名利益的关系。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失了足，跌过跟头。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内那些曾和周恩来一道并肩战斗的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张国焘、高岗、林彪。周恩来则不然。他的大志，就是“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从而确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对此，他没有任何的游移和反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完全抛弃了个人名位和私利。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那一天起，他就说：“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1250年后的1973年，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13年来他就是这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用党性铸成自己的血肉，把党的宗旨化为自己的灵魂。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生动地再现了党魂，展现了他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魅力。

　　淡泊名利对于每个人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可以想象如果连学生都追逐名利，那么就失去了进入大学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要看清楚这些东西，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周总理在这方面也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四、团结同志，广交朋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一起做好工作。

　　周总理不像有的人那样，一当了领导，就高高在上，官气凌人，甚至把自己凌驾于集体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而是宽厚真诚，平等待人，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努力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例如他在重庆工作期间，就团结了大批的民主人士，扩大了革命的阵营，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招揽了大批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作为“走资派”打倒，数不清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被作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很多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杀。对于这种极端恶劣的形势，周恩来虽然无力挽回，但他还是冒着极大的压力和风险，极力地保护各级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例如在他1968年8月30日提出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就明确指出保护的对象包括宋庆龄等13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以及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副、国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等。仅这个名单，就保护了大批的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不在这个名单中的人，他也设法保护了很多，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留下了一批极为宝贵的人才。因此，很多人直到周恩来逝世多年以后，仍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中，他的朋友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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