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建立的是邦国制度。邦国制度的成因是封建。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家、国、天下”体系。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邦国制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征战不断。而作为农业社会的中国，战争是阻碍生产力的最大的威胁。邦国制度已经无法最大化地消灭战争，制造财富。
秦建立的的是帝国制度。帝国制度的核心是郡县制度。帝国制度是典型的权力社会。秦之亡在于施政。秦的暴政导致了其灭亡。
清之灭亡在于帝国制度的终结。即孙中山所讲的，不讲民权的政权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
一、周：邦国制度——封建制
1、封建：封国土，建诸侯——也叫分封
西周初年所做的政治妥协和政治安排。武王伐纣，是联合各路诸侯的，成功之后，为了犒劳联军，便“裂土田而瓜分之”，按大小等级分给诸侯。叫做“西周封建”。封，就是瓜分土地，并划定疆域（封国土），建，就是指派国君，并厘定等级（建诸侯）
2、社会背景——消灭战争
在周的邦国制度形成之前，部落与部落之间经常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因为掠夺“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那如何消灭这些战争？办法就是用分土赐爵的形式来赎买这些部落国家，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所谓“封建”，就是处置战败者的土地和人民。重新划分疆域（这就是封），重新指派首长（这就是建）。
3、文化依据：——“天下、国、家”体系
为了维持胜利的局面，武王编造了“天命”的谎言。即世界是上天所赐，叫“天下”。天下的管理者是上天的儿子，叫“天子”。所有的土地都是天子的，所有的人民都是天子的臣民。
注释：“天下、国、家”体系：
西周到春秋战国，诸侯国各自独立，共同拥戴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天子）。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各分封国却有各自的国君，因此，也是“一个天子，许多国君”。国君又可以把土地再分封下去，分给“大夫”，“大夫”再把土地分给“士”。因此，“天下”属于天子，“国”属于国君（诸侯），“家”属于大夫。
“家”不是家庭：因为它有领土，有子民，有财政收入——有独立治权
“国”不是国家：因为它虽然拥有一个国家该有的一切（领土、子民、赋税、军队、监狱）。拥有独立主权，却没有产权。即有治权、有主权，无产权。产权在理论上都属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天下”不是国家：因为天子虽然有产权，却又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或者说，没有诸侯各国的主权和治权。天子能统治的，只有他自己的那个国（比如周）
——周天下并非“统一国家”，而是“国家联盟”，周天子不过“联盟领袖国”的国家元首。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松散，就是礼节性拜访，并象征性地交纳赋税。
4、从“部落”到“周”到“帝国”——从“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对于如何支配资源、分配财富，人类尝试了各种方案：根据武力的强弱，形成了“武力社会”；根据权力的大小，形成了“权力社会”；根据资金的多少，形成了“财力社会”。
部落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在野蛮时代，由于资源稀缺，财富不多，仅有的一点生活资料主要靠自然法则来分配。但是在野蛮时代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空前增长，这时风俗和习惯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左右社会，就发展出另一种力量，即“武装力量”。
邦国是半权力社会：邦国是借助武力获得权力。是“武力社会”到“权力社会”的过渡时期。
帝国是成熟的权力社会：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武力社会就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由初级形态的国家（邦国）变为成熟形态的国家（帝国）。正因为如此，权力社会的统治集团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做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6、对于中国，集权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武力社会”要发展成为“权力社会”？
中国是农业民族，过多的使用武力，对农耕不利。春秋战国时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规矩。这正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和限制使用武力、因此农业民族更热衷的是权力而非武力。从武力过渡到权力，社会运作的成本降低了。
注释：希腊：从武力社会发展成为“财力社会”
希腊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但是不同的是，希腊把自己的社会变成了财力社会。雅典因为土地贫瘠，则改事航海、殖民和经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遵循市场规律，讲究“契约面前人人平等”，并由此产生既保护又约束全体公民的“全民公约”——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约面前一样，是人人平等的。因为人人平等，所以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也因此，民主与共和只能产生于财力社会，即只能产生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
对于商业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自由更重要。经济的自由，正是其生命的活力之源。然而市场一旦被垄断，竞争就不再自由，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因此，资本主义各国要制定《反垄断法》之类的法律。
7、周灭亡的原因
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情况，各诸侯国之间征战不断，而作为农业民族来说，战争对农业的破坏最大。因此，周建立制度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无法满足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而秦建立的帝国制已经势不可挡。故而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柳宗元《封建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
二、秦：帝国制度——郡县制
1、秦崛起的直接原因——变法：
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国君权力（集权、专制、独裁）
废除“世袭制”，实行“任命制”：所有官员由国君任命，按能力任职。
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郡、县二级地方制度。郡领县。郡有郡守，县有县令。中央直接任命地方官。
不准人民有言论自由，不准议论他的法令。后来甚至出现了焚书坑儒。
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国君财力
废除“井田制”：准许开垦新田，土地自由买卖，国家按亩征税
军事体制改革：——增强国君武力
按照战功来决定赏罚——虎狼之师
——秦之所以夺取了天下，是因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
2、秦统一全国之后的两大决策：
定名号：帝国元首称为“皇帝”。
“王”，是部落时代的称号。后来，邦国时代的诸侯国君，也称为王。即便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也称“王”。“王”是人人得而称之的“人称”；“帝”，却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敢乱称的。因此，嬴政称“帝”，为自己的新制度帝国加冕。
定制度：郡县制
出于休兵（消灭战争）的政治需要，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即天下一统，四海一家，中央集权，分级管理。
3、秦灭亡的原因
柳宗元《封建论》，秦之亡——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秦的暴政在现在看来，有其不得已之处，也有其不高明之处。不得已之处是说，在哪个还有野蛮遗风的时代 ，如不采取高压血腥手段镇压发对派，靠战争建立的新政权和新制度就无法立足。不高明之处是说，大秦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将中国从武力社会导入了权力社会，却还没有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
三、汉帝国的“集权”
秦建立的帝国制度，汉将其发挥到极致。建立和巩固政权，无非靠三样东西——枪杆子、笔杆子、钱袋子
1、控制钱袋子——统一财政
限制民间财力：盐铁专卖和官方铸钱。冶炼、制盐和铸钱，是当时的三大暴力行业。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理所当然将其全部收归国有。汉武帝时，一面立法限制盐铁私营，一面招募歇业的盐商和铁商为盐官和铁官，开官营工商业之先河。
——市场经济的自由是专制和集权的死敌。当然，中华帝国的维护者当时也预见不到资本社会游戏规则对专制社会王纲道统的颠覆，但却对工商业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忌恨和敌视。
——对民族工商业的遏制和打压，确实维护了帝国的存在，却使我们民族在进入近现代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控制枪杆子——统一武装
帝国是典型的权力社会，而权力社会是从武力社会过渡而来的。因此，武力在权力社会中必定受到制约。因此，汉武帝解除民间武装。
3、控制笔杆子——统一思想
“士”阶层与帝国统治集团的合作原因：
1）“士”阶层的流动性：董仲舒是代表“士”阶层。而“士”原本是邦国时代最低一级的贵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领主”。士没有领地，顶多有一块没有主权和治权的田地。因此，士没有家产。但因为是贵族，所有不事生产。就只有“寄生”。所以，士的依附性很强。事实上，士的安生立命之本，无非“修齐治平”。修，就是修身；齐，就是齐家；治，就是治国；平就是平天下。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后面三件事则分别是大夫、诸侯和天子的，都需要士来帮忙。士没有不动产，所以流动性很大。所以说士“朝秦慕楚”。
2）帝国统治的需要：士在春秋时成为非常活跃的力量。但是当邦国制度解体，天下归于一统之后，“士”就成了帝国的不安定因素。这时，文士成为儒，武士成为侠。读书笔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为集权制度所不容，于是汉武帝剿灭武侠，秦始皇焚书坑儒。武侠可以剿灭，但是儒生却不能杀光。何况，帝国作为权力社会，本质上是“文治”。那么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所以，对于帝国来说，儒生不但不能剿灭，而且还得“用”。因此，帝国和“士”阶层一拍即合。
“士”阶层和帝国统治的合作的前提：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
秦始皇也考虑过这个问题，问题是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了。
汉初提倡的是黄老之学，也不行。这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早就清净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
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的好处：1、既有等级又有诗意。当然，儒生可能更看重“仁爱礼让”的诗意；帝国更看重“君君臣臣”的秩序。2、简单易行。比如“出必告，反必面”（出门的时候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后也要打个招呼）。——既能尊君，又能愚民，还便于操作。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正是秦始皇“焚坑事业”的继续。但他知道，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
四、清：
1、清之亡：
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而是制度之败——即孙中山所讲的，不讲民权的政权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因为大清王朝是鱼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
2、改制：救亡之路，唯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
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立宪制”：
手段：通过维新来实现
目的：实行君主立宪
结果：对于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所以，康、梁的努力注定徒劳。但是，如果“君宪”成功，至少还能保住一个大清帝国的国号，以及一个涂油虚名的皇帝称号。
孙中山、宋教仁代表的“革命派”：
手段：通过革命来进行
目的：走向共和（推翻帝制）
后序：
《帝国的终结》（易中天老师著）之读书笔记很长。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写这么长的读书笔记？
与其说是读书笔记，不如说是，我对这些知识的一片空白。所以我在书写时，不想错过任何我不懂的知识。因为是新的，所以我很贪婪。想要把所有的信息都印入脑中。所以，我在想，我在记录这些知识时，是在背诵这些知识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多少是有点痛苦，也有点困惑（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上是否有对等的回报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在做读书笔记的时候，确实进行了很多的思考。比如，我们说西方的民主、法制和中国的封建等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商业和农业的区别。类似这样的思考，会帮助我从现象看到本质。而所谓“策划“不就是寻找问题之根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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