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恺精通中文，他在序言里说，“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指《最后的儒家》）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读这一本访谈录，你会发现梁漱溟的休养，对待事务，对待世界采取淡定、坦然、表里如一的姿态，在谈吐之间，尽显梁老先生的君子之风。文革中红卫兵去抄家，所有的文献资料全部被烧毁，他也仅仅是最初几天“心里有点不愉快”，接下来就“夷然不介意”，而且还凭借记忆编写了《儒佛异同论》。即使是政协会上对他进行批判，要他表态，他也只说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 到了晚年，梁漱溟是一位“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他能够坦然地回顾自己的一生，满意却又淡淡地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梁老先生对世界发展是乐观的，他一开始就说，“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他认为人类第一大问题是“人对大自然”的问题，西方对待这个问题采取的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态度，西方对于大自然征服的态度，是成功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对人的问题，“就是人对人怎么样子能够彼此相安，彼此处得很好。要把人与人的关系搞好，就得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中国老话叫做‘礼让’，‘礼让为国’。”
梁老先生研究佛学，从佛学的角度对瑜伽进行解释，是我所不知的深度，虽然我练习瑜伽多年。“古印度人的学问，不是口头或是头脑、在人的意识上，不是这样。它的学问的根本，就是要人的生命根本起变化。它不是一种在头脑、口头的一种空谈。这个他们叫做Yoga，中文翻做‘瑜伽’。”我所理解和体会的 瑜伽，不仅仅是体式练习，更是身心灵的一种修炼。通过动作配合呼吸，让心灵得到放松，让整个人从世俗的生命中得到解放，得到解脱，哪怕是一个时刻，一个短暂的抽离，也是对人心有意义的。日积月累，慢慢清理心灵中的尘灰，内心便逐渐透明敞亮起来。当我处在一段自己无法控制事情发展走向的时期，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包裹过来，瑜伽练习对我内心的按摩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时候，即使是我仅仅调整呼吸，全身心地投入到整个体式练习中，虽未达到瑜伽的真正境界，已经舒缓了那种无形压力对我挤压的力量。“让人根本起变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他们叫做‘证果’—证是证了，果是结果。”梁老先生提到一部重要著作《瑜伽师地论》，这是一部一共一百多卷的巨著，它将瑜伽师从低到高分成不同等级，一共十地。“到了八地就算是菩萨，八地菩萨，十地也就是成了佛。……那个‘戒、定、慧’。一定要持戒、守戒，然后才能够入定，由定才能够生慧。”梁老先生强调的是，人的生命要达到一定的境界，并不是空理论，佛家思想是要人的生命起变化，达到生命的提高。
梁老先生讲解的关于佛教的问题，即使不修佛之人也能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他说的关于“放下”，“你还是要放下，你不要说是‘昨天的那个过得很美，我今天还愿意再来一回’，不行，你还是得放下，放下，放下，不要有一个期待心，那么才会出现。”我们生活中需要追求一种平淡，追求一种本真，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梁老先生虽说自己是平平淡淡的人，但他却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应该也是我们做一个高尚人的追求，内心的坦荡其实是内心坚强的表现。
回顾自己的一生，梁老先生认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完成了《人心与人生》。“我尽我的头脑、精力发挥，把我所能做的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就是那本书。”其实，他还做过乡村运动，为国共合作奔走。艾恺认为他的一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问他愿不愿意谈一谈经历的伤心的事，遇到的挫折。梁老先生回答，“我觉得，我倒好像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他继续说，觉得自己有没有做好的事情，做错的事情，比如因为自己太气盛，跟毛泽东闹了矛盾，“应当我多尊重他一些，不应当跟他闹翻。”但这个事情并没有让梁老先生伤心。“如果有伤心的话，那就是我前头的太太，我的内人，她的死，我有一点伤心，因为我觉得她实在是很好，所以她死呢，是一个很伤心的事情。”那时候梁老先生40多岁，中年丧偶，为大不幸，两个人正是感情最深的时候。其实这位过世的妻子并没有念过书，没有学问，并不是志同道合之妻，梁老先生仍然很怀念她。
这让我想起苏东坡那首纪念妻子的诗：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当艾恺问梁老先生对死亡的看法，他说，死亡并不是断灭，“相似相续，非断非常”，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只是相似而已，前一分钟的我和后一分钟的我也只是相似，“早已不是一回事，这就叫‘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艾恺问及是否怕死，梁老先生回答，“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从佛教角度说，人并不仅仅只有这一生，而是久远的连续不断，前世今生就是这个意思吧？今世的我其实在延续上世的一些因素与背景。
这本书的访谈时间是八十年代，不知道梁老先生会对现时代看法如何？那个时代我们的口号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小时候作文里要高大上的语句时一定要写上这句话的。八十年代的梁漱溟认为当处时代是一个“很平稳而求进步的时候，很有可能、很有机会求进步的时候，比往常都好。”他说，“有些人都是羡慕美国，或者是羡慕欧洲，好像是不满足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盲目性，盲目地羡慕外边、盲目地想学外面，这不对、不好。”“现在正是一个有希望的时候，在这个有希望的时候，在这个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来各自就自己所能的、所方便的，来尽一份力量，应当是现代中国青年的道路。”
梁老先生说，“慢慢地地球上，不同的种族之间，不同的洲土之间，那种成见、分别、仇视，都退后了，不敢有毁灭性的战争了。”未来世界很美好，世界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梁老先生是乐天派。
时代发展到现在，中国文化残存多少？而大呼小叫要捡起来的文化是不是有意义的那一部分？我喜欢梁老先生说的这一段话：“是非的标准不要向外找。《孟子》上头有个话，他叫做‘行仁义’和‘由仁义行’，这两样不同。所谓‘行仁义’嘛就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上认为那样是仁义，是好，按照着那样子去做就是‘行仁义’，孟子认为那不足取，不要‘行仁义’，要‘由仁义行’，就是还是回到自己身上来，返回到自己本心，越向外找越迷乱、越眼花缭乱，不要向外看，要自己问自己。”在安静的半夜醒来，自己问问自己，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梁老先生说的 “清夜扪心”。
反回头再读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大概就不难理解他所论述的“仁”，或者“良心”，也或者“理性”，这个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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