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封建社会帝——官——民的主线治理思想
从皇帝的登基、朝会、祭祀、经筵以及大小公务活动，贯穿其中的礼仪是古代中国帝制和官僚文化的核心，这些礼具有仪繁文缛的形式和程序。深受孔孟儒家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古代社会从帝到官再到民，形成了体系完备、根深蒂固的礼治传统。首先，礼的背后是一种信念，古代的礼也具有个别规范和社会规范等一般意义上的法的特征，所以从当今角度看，礼也不失为古代中国法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礼加深了皇权（君权）威严的思想，在普通群众中则强化了父权、夫权的意识。借用美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在其著作《法律和宗教》一书中提到的“法律也需要信仰的要素”，“提倡法律与宗教的关系，而是如人们在19世纪前对宗教的虔诚信仰那样，自觉、自动得生出维持秩序的动力” 观点看，正是信仰的力量，才构筑起强大的礼治思想基础。在提倡法治的当代社会，我们不缺乏制度和良法，不缺乏法律实施的物质条件，使法治的实施成为障碍的正是敬畏法治和法律的信念。其次，礼治靠强大的执行力予以保障并贯彻始终。书中提到，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面面俱到的管理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庞大的官僚系统中通过实施礼治，上行下效，建立起强大的执行力，这也体现了单一制国家传统上的中央——地方的领导模式。保障礼仪的统一实施和保障法制的统一实施在一定意义上实质相同，目的都是维护中央的权威。不同的是，当代法治既要保障国家层面法律统一实施，也要发挥地方主动性，根据地区实际予以变通实施。为此，就要强调宪法以及基本法律不可变更性。
二、“集权和分立”：专制社会也可见分权和制衡的影子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架构呈现正金字塔型，皇权属于权力的顶点。通过书中描述，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封建社会权力分置的影子。首先是中央权力的横向配置。明朝开国皇帝后，朝廷不再设丞相，内阁大学士取代丞相批答奏本、撰拟昭诰处理日常政务，即充当幕僚角色，又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中枢。同时，宦官作为皇帝的秘书，辅佐皇帝批阅奏本。奏本经秉笔太监（高级宦官）阅览，将大意和要旨告知皇帝后，送内阁大学士票拟批答。但“皇帝推翻大学士票拟作答的现象确十分罕见”，可见皇帝的决策权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高度专制的特点。此外，秉笔太监不能走出皇城，与文官隔绝，其任免决定于皇帝一人意志，且只对皇帝负责。由此可见君丞及丞僚之间为避免权力独揽而互相制衡的局面。其次是皇室成员避嫌制度。按照明朝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甚至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旦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但不得干预地方政务，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所在地”,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此外，对于皇帝的母亲一方家族也非出自有声望的巨大家族，以“防止母后引用家人干政”，可谓“管好领导身边人”的制度设计。
三、“治吏”：对公职人员严肃问责和强大的监督网
首先是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明朝治吏享誉历史，皇亲国戚贪渎失职同样要受到严惩。如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李伟，在负责朝廷军服管理时，使得大量以次充好的劣质棉布进入仓库而被控告，万历皇帝意欲按国法处置，在大学士张居正的调解下才“被召唤到宫门外申饬一顿”，其后朝廷还撤换了大批管理军服仓库的官员。其次是实施严格问责。书中开篇讹传午朝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没有皇帝的旨意，京城百官兴师动众聚集午门，实为一场闹剧。万历皇帝认为“讹传午朝有损朝廷体统，与礼部和鸿胪寺职责攸关，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罚俸禄两月”。此系官员渎职遭到惩罚的典型事例。再次是监督力量强大。明朝对官员的监督和纠察机制是严厉的。皇帝每日批阅的有涉及例行公事的题本，此外还有京官以个人名义呈送的奏本。奏本内容是呈奏者本职外之事，属于个人的批评和建议。奏本不同于题本，题本要先呈送通政司，副本抄送给事中后，再呈奏皇帝，而奏本则直达皇帝，别人无从知悉，建立起了官员之间互相监督的强大氛围。书中另有贪赃枉法被革职处理的官员不胜枚举，延续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治吏风格。
总之，《万历十五年》叙述的历史呈现了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国家的治理、皇帝和上层官僚之间的微妙关系，虽与当代法治文明及其精髓相去甚远，但从中也能发掘一些科学治理的亮点为今人所借鉴。 （作者介绍：金鑫，就职于安徽省铜陵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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