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自由选择》读书笔记之九??谁在保护消费者?

保护消费者的口号没有人会质疑，但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够真正保护消费者，政府的所谓保护真的有效吗？弗里德曼大师对此提出了疑问。

重温《自由选择》读书笔记之九：

人们有一种观念，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出现许多令消费者受损的情况。卖主出于利己之心，会欺诈消费者；他们利用消费者的良善和无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他们还会劝诱消费者购买那些本不需要的东西。再加上市场的外部性，给交易之外的人带来的损害等等。

为了保护消费者，必须以其他制度安排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于是一系列政府干预打着保护消费者的旗号，渗透进了市场。

弗里德曼提出一个问题：人们提出的各种旨在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安排，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其目的？人们所提出的救治方案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否真的要比问题本身带来的后果更加可取？

每次在经济出现萧条和危机之后，关于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天平就出现了倾斜，对市场的质疑和对政府的企盼就占了上风；当经济增长乏力，动力不足时，又开始呼唤市场的力量，放松管制。近百年来，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美国在罗斯福新政后，政府在管制经济方面迅猛扩张，管制机构不断增多，财政支出也在迅猛地增加，而美国经济增长却大幅度放缓。

弗里德曼从美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州际商务委员会、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环保局、能源部这些机构进行了分析和解剖，其结论是：

凡质量低劣的产品都是由政府或政府管制的行业制造出来的。凡是优质产品，都是私人企业生产的，而他们都很少受到政府干预，或者干脆就没有政府干预。只要有干预就会确立起某种权力地位。这种权力如何运用，用来实现何种意图，很少取决于最初支持干预的那些人，很少取决于他们的目的和目标，而主要取决于实际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取决于掌权者的意图。

大师以美国的州际商务委员会为例，重点以铁路业的发展和管制的历程来说明，管制并没能保护消费者利益。

美国在内战后，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到1890年美国境内已经有1000多条铁路线，四通八达，运营里程超过十多万英里，其铁路的总长度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铁路线加起来都长。最初的美国铁路业是自由竞争的，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价格都很低廉，铁路运营商的竞争非常惨烈。在经济的周期波动中，经常有人出局。于是铁路运营商就考虑通过联营的方式，通过价格联盟，按照协商好的利润水平收取固定的运费，瓜分市场。但是这种联盟靠不住，总有人通过私下降价，给托运人回扣的方式抢生意，于是联盟解体了。

但是，在美国众多的铁路线中，分布并不均衡，长途重要城市线路较多，竞争充分，相邻的城市或短途线路单一，于是短途的运营商就发挥了垄断地位，尽可能提高运价，结果就造成了若干短途运输所需的运费总和，甚至一次短途运输所需的运费，有时会比相距遥远的两地之间长途运输所需费用还要高。

于是短途的消费者提出了抱怨，没拿到回扣的托运人也提出了抱怨，铁路成了众矢之的。有人提出政府要对铁路行业进行管制，甚至要求政府对这一行业实行彻底的政府所有、政府经营。一些铁路运营商也想利用政府的力量来瓜分市场，制定固定价格，他们和改革家一道支持政府管制，结果1887年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该委员会解决长、短途货运问题的办法就是提高长途运费，使之等于各短途运费之和，结果便是，除了消费者之外，大家皆大欢喜。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前提的政府管制和干预，最后却事与愿违。因此弗里德曼认为：

为了防止某种真实的或是空想的邪恶出现，人们便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它。真心实意品德高尚的改革家，以及同样真心实意的利益各方便会结成某种政治联合体。联合体常常能够成功地说服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法案的序言部分尽是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但其主体部分便是授权给政府官员使其“有所作为”……一旦政府官僚掌握了利益的搜刮和分配……最后的结局和改革家最初的目标恰恰相反。

在医药行业也是如此。保护公众，使其免受那些既不安全又无疗效的药品之害，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促进新药品的开发，并且使那些需要这些药品的人能够尽快得到他们，同样也是一件好事。然而通常的情况总是，在众多良好的目标当中，某一目标与其他目标相冲突；对一方来说意味着安全和谨慎，对另一方来说很可能就意味着死亡。在1962年美国镇静剂事件发生后，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加强了管制，新药的开发放缓，禁止出售一些药品，使新药品的创新率下降，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

弗里德曼提出，假如你是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一名官员，负责审批某种新药，那么你可能会犯两种大不相同的错误：

1、 批准一种新药物，结果其副作用出乎意料，导致了大批人收到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2、 拒绝批准一种药物，而事实上这种药物能拯救许多生命，或者能够缓解巨大的病痛，并且没有不良的副作用。

如果你犯的是第一种错误，即批准生产了一种类似镇静剂那样的药物，那么每家报纸就会在头版头条公布你的名字，使你颜面尽失。但如果你犯第二种错误，又有谁会知道呢？

这也可以说是管制所带来的效率缺失。

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出现这样的管制反差就比较明显，而在中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人们已经麻木甚至认为理所当然。

例如，为控制价格，火车票限价，出租车限价，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但消费者买不到票，打不到车，而是票贩子横行，黑车泛滥，真正受损害的还是消费者。

联想到中国的证券市场，许多事例都证实了弗里德曼的质疑。“保护中小投资者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许多旨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措施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比如遏制打新、防止首日爆炒等。其逻辑是这样的：新股上市容易被炒作，炒高后要回落，而跟风进入的投资者就会被套牢，利益受损。所以要限制炒新，采取限价、停牌等措施，甚至还有窗口指导、道义劝说等等，结果被套的投资者依然被套，初始投资者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再比如，当前热议的股票发行注册制，监管部门一再强调“注册制并不是不要监管”，为维护二级市场的稳定，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还要制定一定的门槛、标准、审查等等，结果一定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注册制”，审核依然存在，政府有形之手依然会控制着股票的发行数量，企业的融资和股票的价格很难达到市场化的要求。实践已经证明，以保护投资者名义出台的各项措施常常走向愿望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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