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总结说，“知识分子唯书不唯实，官员唯上不唯下，农民善分不善合，是当前中国的‘国病’”，这话何其简练精当。窃以为，全书的基本问题和主要观点，都在有意无意地围绕这句话展开，最后又落到这句话上来。
农民善分不善合，是农村生产方式最终又回到家庭责任承包制下小农经济形态上来、生产力得以解放的主观原因，也造就了集体企业成功率低、农业人口始终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客观现实。作者在书中把农民的这种心态，归因于传统的村落文化，千百年来农人以宗族家族为纽带生活繁衍，缺乏个体之间的契约精神，故而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善分而不善合。我觉得另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就是中国农村长久以来的贫穷，造成了农民多顾眼前而无暇考虑长远，合有所成就必须分在手里才有安全感。
农民的生存环境和方式则被作者用“上下内外”四个交换关系来概括：向下与土地进行交换，用劳动来交换产出；向上与政府进行交换，用税费来交换公共产品服务；向内与血缘和地域织就的网络交换，即与亲朋好友各种人情的交换和交易；向外与市场进行交换，将劳动所得在市场上变现。在这四组关系中，向下的与土地交换仅供温饱略有结余，与人情网络交换有进有出无利可图，在向上和向外的交换中，面对政府和市场，农民又都是弱势的。
在善分不善合的传统心态和四组交换关系中农民的地位，这二者的共同支配下，注定了农民没有可能通过单打独斗取得整体的突围。所以农民必须在外来力量的引导和组织下进行整合，继而在市场的摸爬滚打中逐渐培育出协作的精神，以及唤醒维护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觉悟。这才是作者所理解和期盼的农村的真正的现代化。
官员唯上不唯下，表面看是作风问题，但实际上是制度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官员的任免升迁，由上级所决定，被治理者的农民并无发言权，只有在官员苛政令农民无法忍耐，激起民愤并且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才会被上级罢免以安抚民众。官员唯上不唯下的作风，以及基层事权不匹配的情况，造成了农民负担不断加大，和官民关系的紧张和对立，加大了官员施政的困难，甚至对政权安全形成了威胁。而民众的监督对于官员的操守乃至政府的运作，应该发挥多大的效力，某种程度上是政治改革的范畴，如何把握这个度，也的确考验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知识分子唯书不唯实，有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客观的限制。改革开放后知识界的理论多从西方而来，理论和现实脱节，知识分子多困坐书斋，只好照本宣科；从现实出发，身体力行做田野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一是费时费力，二是各地自成一体对外来者有戒惧和隐瞒，很难获取真实信息。所以作者反复在书中分享如何“入场”和取信被调查者的经验，非常实用，很有借鉴意义。
从当前农村的情况来看，农村破碎化、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情况没有根本的改变，即便是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村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大为提高的前提下，农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也还是遥遥无期；官员唯上不唯下的心态也依旧，但在取消计划生育和基层财政状况好转、农民负担减轻的情况下，官民对立的形势似有好转，但农村的治理体系与二十年前并无太大区别。对于农村向何处去，二十年前的作者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二十年后的今天，也暂时看不清楚，我们大多时候能做的，就是学会更好地“由内而外、由下到上”去审视农村的现状，结合历史、展望未来，群策群力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农村发展之路，或许这就是《黄河边的中国》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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