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在豪门贵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将帅的权力，受到一种天然的力量约束。因为在贵族子弟遍布的军事系统内，哪一个将领也无法一手遮天。　　　　因为在贵族政治下，军队无论从组建，还是人事任命、后勤保障，都不可能离开豪门贵族的支持、干预。　　　　随着贵族社会的衰弱，自然有利于皇权控制帝国。但它显然也有利于将帅控制军队。　　　　因为在官僚政治下，军队无论从组建、还是人事任命、后勤保障，将帅拥有的独立权力，都越来越大了。在这种背景下，将帅的权力渐渐处于失控之中。　　　　从这层意义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的整体交通、媒介越来越发达），皇权从一个危机，走入了另一种危机之中。换而言之，皇权不再面对来自贵豪门贵族的威胁，却开始面对来自将帅们的威胁。　　　　安史之乱，表面上是偶然原因造成的（皇帝的个人失误造成），但实际上，主要是因为随着豪门贵族势力的衰弱，将帅在军事系统内的权力，越来越大。　　　　面对渐渐失控的军事系统（因为将帅的权力越来越大），皇帝自然是十八般武器都用上，而且为此费尽心机，但因为受制于生产力（主要是因为交通、媒介还未达到相当高度），实际效果一直也不明显。一切直到赵匡胤时代，才渐渐摆脱这种尴尬的状态。　　　　皇帝想让军事系统纳入可控、有序之中。方法很简单。就如，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帝想绕过司马炎的覆辙也很简单，只是在特定的生产力阶段，这些方法都无法有效操作罢了。所以，当时的军政强人、乱世豪杰、优秀的帝王，都只能沿着司马炎的覆辙，接连摔倒。　　　　想把军事系统纳入可控、有序之中的方法。无非有以下几种。　　　　第一、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军队的人事权力。换而言之，各级军官的任命、升降、调动、奖惩、生死，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至少，将帅的这种权力，变得越来越弱。　　　　在这种背景下，将帅身边的人，就不可能都是将帅的私人亲信，而全是可以与将帅分庭抗礼的人。因为军官的任命、升降、调动、奖惩、生死，不是将帅可以随便决定。那军官面对将帅，自然用不着唯命是从了。　　　　第二、中央政府让文职官员（或政工人员），全面介入军事系统。关于这种方法，都用不着看太远的例子。只要看看我朝军队内部，政治委员遍及军队各级机构，而且权力、地位在同级将领之上，就可以知道了。　　　　第三、让宫廷力量全面介入军队。在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这种方法成了最先出现的、巩卫皇权的救急办法（太监控制神策军）。在明帝国，这种方法，也一直长久的、普遍的存在着（御马监，太监监军）。　　　　随着贵族社会的衰弱，军事系统失控的情形越来越明显（安史之乱不过一个具体的标志性事件）。各大帝国，大约都是用上述三种方法控制军事系统的。直到今天也不例外！　　　　在交通、媒介达到相当高度的社会中。这三种方法（主要是前两种），自然可以有效控制帝国军队。但在交通、媒介相对落后的阶段（在安史之乱后，杯酒释兵权前），上述三种方法，是难以有效应用的。　　　　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军队的人事、后勤，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交通、媒介相对落后的阶段，它可能产生的弊端实在太大了。　　　　因为上述三种方法，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那就是让文人控制将帅、让太监控制将帅、让中央政府遥控军队。如果从大道理上说，这纯粹是昏君才会干的事，这纯粹是帝国自废武功的做法。但是，现实的历史、社会，从来不是在大道理的推动下运行的。　　　　宋帝国、明帝国都走出了晚唐、五代的困局，但是人们对它的军制，一直充满了非议之声。但这种非议的廉价的，就如人们认为司马炎分封诸王愚蠢不可理喻一样。　　　　在五代时期（包括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因为生产力的限制，所以皇帝都无法有效运用上述方法。　　　　首先，这些方法，需要承担足够的道德风险。因为，当皇帝试图让文人控制将帅、太监控制将帅、让中央政府遥控军队时，将帅都会用冠冕堂皇的原因反对它。并且以此为借口，让皇帝瞬间陷入失控制状态中。　　　　其次，这些方法，需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在交通、媒介相对落后的阶段，皇帝如果真一心用文人控制将帅、太监控制将帅、中央政府遥控军队，结果只会让军队的战斗力全面下降。如果皇帝不能克服这种方法带来的弊端，就这样控制军队，实在等于想自杀。　　　　这是安史之乱后、杯酒释兵权前，军人势力一直强有力威胁皇权，而皇权在他们的威胁下无法走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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