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打算在毕业前写一篇关于卢梭的文章，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耽搁了，现在终于可以完成这篇文章了，这就像完成某种神圣使命一样让我感到愉悦.

初看卢梭的《忏悔录》，开篇那发自肺腑的宣告多少让人感到惊讶，这是经历了多大的委屈才能有这番感叹！而现在看来，这宣告却给人一种混杂着心酸的崇高感。

我在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全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末日审判的号角想吹就吹吧，我将手拿着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为人。我以同样的坦率道出了善于恶。我既没有隐瞒什么丑行，也没添加什么善举。”（《忏悔录》P3）

“卢梭仅仅只属于那些与他一样具有浪漫情怀的人，只属于心灵相同者。”武汉大学赵林教授这样评价道。卢梭那颗敏感的心使他成为了是那个时代的孤独患者,他离群索居、脆弱敏感、孤独自傲、愤世嫉俗。

如果你也曾在当下这个看似花红酒绿的市井生活中感到过孤独，也曾试图摆脱社会的种种枷锁，那么你就很有可能感受到卢梭那颗敏感而脆弱的心。

上流社会的孤独患者

卢梭对于大多数来说恐怕只有个“启蒙思想家”的印象，这些思想家们大都是贵族，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整天没事就在思考国家大事，这是初高中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大概印象”.

不过卢梭可不是什么贵族，也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更不想思考国家大事。他和我们每个平凡人一样，甚至比我们的状况更糟糕。

卢梭一出生母亲就死了，父亲是个钟表匠。10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和别人发生纠纷逃往里昂，他便开始借宿生活，期间给一个浑身都是恶习的雕刻匠当学徒，之后还给别人当过仆役。总之，卢梭的童年很悲惨，基本上是在流浪和打工中度过。

之后虽然凭借自己的才气结交了一些法国的上层人士，和“百科全书”派共同编撰新书，和贵妇人谈情说爱，但是卢梭总感觉和这些上层人士有着某种说不清的隔阂。

我无可奈何地被跑到社交界中，既无它的气度，又无法装出那副派头，而且还不习惯于那种派头，于是便想弄出一副自己独有的派头，免得邯郸学步。（《忏悔录》P327）

这种隔阂如神意的感召一般让卢梭与上流社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最终在得尿闭症的第二年（56岁的时候）促使他离开了法国的上流社会，开始了在埃皮奈的“退隐庐”的隐居生活。

为什么不喜欢法国的上流社会？为什么要放弃国王的年金而选择归隐山林？这是理解卢梭的关键。古往今来，但凡超凡脱俗之人往往难以得到普罗大众的理解，因为他们的行为“有悖于”一般人的伦理观念，卢梭亦如此。

卢梭在童年时期就培养起对大自然的热爱。卢梭童年时期的流浪生活让他接触到了许多自然的风光，沿途旖旎的风景常常使这位不知世事的少年驻足不前，陶醉在自然美中。

到处是盛筵和喜宴，我们无需破费，只要费点唾沫和喷泉玩具的水，就能走遍皮埃蒙特、萨瓦、法国以及全世界。我们拟定了一些永无止境的旅行计划，不是假设有必要在某处停留，而是为了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乐趣。（《忏悔录》P85）

任何一个在大自然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会主动喜欢上城里的生活，即使城里的高楼大厦和生活氛围会在最开始的时候吸引这些“农村人”，但是自然给予他们的“自由”本性却无时无刻不向他们发出“返回自然”的呼声。

卢梭的流浪经历让他接触了许多下层人士，这些人大都善良、热情，没有上流社会的虚假和阴险。除了浑身恶习的雕刻匠杜康曼师傅，卢梭给别人当仆役时遇到的下层人士无不让他感受到“友谊”或是“爱情”的美好。

巴克勒（卢梭学徒时的一个伙伴）是个很风趣、很活泼的小伙子。他由于年轻，所以满嘴的俏皮话，让人很爱听。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巴克勒先生，竟至到了不能离开他的程度……这一次，除了独立自主，还有一个年岁相仿、趣味相投、性格随和的好朋友作伴，无牵无挂、无事无责、无拘无束、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那该是那么地美啊！（《忏悔录》P86）

每个真正接触过社会底层人士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些下层人士“言行一致”的美德，若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进行必要的算计，这些人显然比上层人士更好相处！

卢梭在巴黎的种种遭遇让他开始厌恶上流社会。卢梭在而立之年告别了尚贝里舒适的乡村生活，来到了充满着高雅腔调的大都市巴黎。正如每个拥有一丝才气的大学生刚进入社会的状况一样，卢梭自己发明的简易记谱法并没有得到认可，但却阴差阳错地结交了伏尔泰、狄德罗、大朗贝尔等人。

18世纪，法国乔弗朗夫人的文艺沙龙情景。在场的人中有哲学家卢梭、阿朗贝尔、朱利叶?德?莱斯皮纳斯等

卢梭总是以一种极大的真诚和这些人交往，在得知狄德罗入狱后，卢梭到处奔走，甚至冒昧地写信恳求路易十五的情妇设法把狄德罗救出来，当他有机会去监狱看望狄德罗的时候：

我便飞奔过去，扑到我朋友的怀抱中。真实一言难尽的时刻啊！……我激动、快乐得喘不过气。他睁开我的臂膀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转向圣堂司库，对他说：“您瞧，先生，我的朋友们多么爱戴我。”……有时候回想起来，我始终认为，我要是狄德罗的话，首先想到的绝不是这个。（《忏悔录》P310）

其实，那个时候卢梭并没有怀疑和狄德罗之间的友谊，只是等到了自己隐居退隐庐、外界开始对他的行为指指点点的时候，狄德罗便三番五次爽约不来看望卢梭，对比此前自己对狄德罗极大的热情，卢梭这颗玻璃心开始怀疑起他们之间的友谊。

他总是约人相见，又无故缺席，接着又心血来潮地重新相约，旋即又是失约，真令我十分厌烦。我每月都要白等他三四次，而且，我还一直跑到圣德尼去迎候他，最后干等了他一整天……他最后的那一次失约尤为严重，更使我寒心。我于是写信向他抱怨，但语多温柔亲切，我写着写着，泪水便沾湿了信纸。（《忏悔录》P407）

如果说与狄德罗一行人的友谊让卢梭感到心寒，那么与上层人士一起共事让他彻底地厌恶上流社会的制度。卢梭刚进入巴黎社会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好差事??给蒙太居伯爵当秘书，但这个大使根本就不做事，基本上都是卢梭代做。

18世纪法国巴黎上流社会

一方面因为嫉妒他人称赞卢梭的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因为想讨好自己的第二随从，蒙泰居伯爵便一直刁难卢梭，想尽办法污蔑他，卢梭含冤受屈却投诉无门，这在他心灵中埋下了对法国愚蠢社会制度愤怒的种子。

在这种制度下，真正地公义和真实的正义总是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做出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是在摧毁一切秩序，而且只是对弱者的被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公开权力予以认可。”（《忏悔录》P288）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之前那个问题，卢梭为什么抗拒巴黎的上流社会？现在答案显而易见了，一切都源于卢梭那颗敏感易碎的心啊！一个从小热爱自然的人难道不是一个敏感的人？一个嗜书如命的人难道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卢梭的童年充满着自然的美与文学的想象，少年流浪的经历更是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刺激着这颗敏感的心，让他时刻保持着敏锐的感知力。

当这样一颗本性向往自由的心进入巴黎上流社会时，这种心灵与环境的不适应起初还不太明显，但当与上流社会接触更加紧密时，这颗心必然会感到极度不适应，这时候要么环境改变心灵，要么心灵改变环境，卢梭选择了后者，怀揣着一种强烈的失望与孤独感选择了归隐山林。

永恒不灭的激情

在巴黎的种种尝试让卢梭选择归隐山林，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那种讨厌纷争、虚伪、不愿进入尘世的修道士。

他饱览古罗马时期的著作，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据卢梭回忆，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他讲起了西伏拉的壮烈事迹（战败被俘，英勇不屈），为了表演西伏拉的英勇行为，他竟然伸出手来放在燃烧着的火盆上。

因此，卢梭在《忏悔录》里也时常称自己从小就拥有“那罗马人的严峻性格”。这种性格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培养起来的服从意识和柔弱性格，它偏爱力量之美、自然欲望和荣誉感，它滋养着反抗精神和自由性格。

但是卢梭的性格注定是矛盾的，这样一种阳刚性格的反面便是极度柔腻敏感的性格。法兰西斯?韦渥在《卢梭》一书中写道：“卢梭幼年时从父亲和姑母那里得到了温柔和慈爱，使他养成了既十分高傲又非常温柔的个性，这种介于柔弱和刚强之间的矛盾心理，使他能克制骄奢的不良品质。”

正是这种矛盾的性格让卢梭的心理欲望与现实表达呈现出巨大的张力。这种矛盾在对朋友的情妇乌德托的感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卢梭深爱着乌德托夫人，但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感压制着他心中的浴火，从而成就了这段柏拉图式的感情。

当他面对社会不公和朋友的诡计的时候，这种矛盾的心里也使他感到异常难受，他往往因此采取委曲求全的做法，但心里的反抗欲望却越来越强烈，敏感而热烈的心迫切需要发泄的地方。

于是充满力量的文字便诞生了，他把对乌德托夫人的感情转移到《新爱洛依丝》中蓝眼黄发的朱莉身上，他把对社会的控诉寄托在《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爱弥儿》上，他把自己最真实的人性写进了《忏悔录》和《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梦想》。

纵观卢梭的一生，他在行为上其实算不上出格的人（尤其是归隐退隐庐之前），但他的文字却敢于跟时代唱反调，无论是时代的保守者（天主教），还是时代弄潮儿（伏尔泰等人），在他眼里都是人类历史的浮云罢了。他坚信内心的声音，坚信人类本性虽败坏但仍有机会获得幸福。

正是这种对内心的确认才使得卢梭没能成为纯粹的隐居者，他对社会的思考才能通过文字传播出去，进而引发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革命以及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

有人说卢梭赞美原始人的各种美德，呼吁人们回到“无欲无求”的原始社会，这是对他多么大的误解啊！虽然卢梭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败坏了人的自然本性，但他并没有呼吁人们回到原始社会的意思，正如黑格尔所称，原始社会的人是一群动物的伊甸园，人类不可能再返回其中。

可以说，我将要写下的就是你们这些纯粹的人的生活方式，你们原有的品性已经为教育和习惯所败坏，尽管没有完全败坏。[读书笔记www.i1766.com]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时代，人愿意永远驻足在那里，你也在寻找那个时代，并希望你们这些纯粹的人都生活在那里，永远不愿前进。（《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P20）

卢梭在《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的本论中已经强调了他所要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状态的人，是纯粹的人，而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不应该被视为历史的真相”，“而仅仅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假设推理”。换句话说，卢梭研究的是人的自然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曾经是”什么样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卢梭的态度是积极的，他的目标是在未来，仅仅是通过对自然状态和人类社会败坏人性的揭示，让我们意识到当下人类状况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从而使我们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调整当下的制度，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向自然状态的“回归”。

因此，卢梭不是一个纯粹避世的人，他的身体在逃避尘世，他的思想却直达宫廷。因为你既不能想象一个完全避世的人（如佛家）能写出诸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种政治学著作，也不能想象一个对人类社会持悲观态度的人，能天才地构想出人类社会原初契约和原则。

如果非要追问卢梭为何对于社会公正、善良、自然情感有如此之大的激情，以至于隐居退隐庐后还时常受到它们的影响，他的回答是：

良心啊！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事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爱弥儿》，P417）

原来，一切都是良心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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