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不同是联系东西方哲学最首要的问题,在学术界长期引起中国哲学是否存在的争论,因此界定哲学范畴就必然是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冯先生熟谙东西两个系统的学术体系,从哲学史的角度一一对比,找出了造成两方根本性区别及其因由。因为本书大致出自冯先生在美演讲的稿件,又在美国最先出版并流行,书中并不提供对西方哲学基本常识的解释,从我的角度出发我认为,不妨加入一些细节作对比分析,即可仿照着形成对中国哲学某些系统性的理解。
冯友兰给中国哲学下定义为“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反思以问道体,人生是为相用;而西哲的范畴大致可以概括为“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和“高尚的终极关怀”,以这个标准,自然是无法把中国哲学的“不离日用常行内”划分进去的。而定义的范畴基于哲学的根本课题,中哲的根本命题为“将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人生反思)”,入世与出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于西方的肉与灵,西方恰好追求的是肉与灵的剥离,这里就表现出双方思维方式里中庸式的辩证与排中式的分析之区别,而思维方式又与其他客观因素有关;西哲的根本命题在于追求真理,探讨存在性,本体论,形上学等问题,这就规定了其对于理性的崇尚(理论思维),它认为“肉”是得到真理(终极关怀)的障碍,是与智性相违背的(批判性),无论“灵”的结果是哲学还是宗教,但都是高尚向“灵”的(终极关怀)。
这样的命题从何而来,又把族群的思想带向何方?我们知道思想往往是从思考生死开始的,因此在哲学的发端之前,各民族都会有一些神鬼,我们不妨把灵魂观看作最原始的问题之一,我们来看中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发展到商周时期,已经有了完备的占卜方法并且官方化,政占合一,可能减缓了多神体系的形成,而且在事实上如果考虑占卜官的操作过程和政治目的,我认为它已经弱化了神的影响,为人的能动性提供了可能。于是便没有产生一神的宗教,反而从《易》出发萌发了哲学思想,之后又产生了圣人的概念。圣人概念起初包含思想境界和执行王道两个方面,与后来“内圣外王”的说法一致,因此思想家就有了给出真理的权利,哲学家被推到处理众生万象的地位上,甚至从祭祀来看圣贤的地位仅次于天地和皇家祖庙,皇家又称天子,那么从理论上绝对的圣贤也就掌握着应该属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作为类似上帝的角色他自然就不再向神问天下事,而是反求诸己,平天下事,所以哲学家要考虑出世入世的人生问题,读书人呢,就是贯彻圣贤之道,追求成为圣贤,佛家甚至主张人人都能成为圣贤,因此占卜官在先哲学家在后,彻底替代了宗教,支撑了中国人的哲学信仰。再看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已经存在了某些宗教,而占卜一直不作为入流的行为,甚至归为异教,在哲学发端的过程中,收到了宗教影响的哲学家们无法脱离向神寻求真理的观念,以至于提出灵肉分离,发展到奥古斯丁时哲学家来论证基督教义,所以早期西哲提供了很多支持宗教的观点。再之后,社会上的问题交给政教合一的运行模式,众生由神接管,哲学家则更多关心自我与真理,哲学走向单纯的智性,严密的推理,以至于成为“概念的诗”。
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政治,西方的古代哲学与宗教,都是并蒂而生的,即使像有人所说的“中国文化精神基础是伦理”,在早期也可以认为伦理与政治直接相关。然而宗教终究存在其虚伪本质,虽然它发挥了教化人心的作用,但也助长了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神的子民可以把一切自私的罪过向神求得救赎,其本质似乎类似自欺欺人。宗教的美梦破碎之后,教义彻底不再提供超道德价值,取而代之的只能是哲学,而且不是教条式的理论,而是终究会归于人生反思,所以说中国哲学的未来是东西方传统的对接。
另有一些客观条件影响着中国哲学的产生。书中提及大陆国家的地理特征,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经济社会模式,以及其所催生的家族制度,对大自然和顺遂自然的思想方法的推崇,还有‘’中庸”的思维方式,语种,分封制下士人阶层的形成等。最终在先秦时期产生了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共十家学说。
结合文本与讨论内容,我在上文中加进了不少个人的理解和猜想,有些观点可能太过草率和幼稚,才疏学浅,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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