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先生认为中国受辱于外族，主要是当政者的劣势。两族相互斗争，若战陈然，事实上都是考验的政治。后汉自汉安帝[1]永初年登上皇位，到公元189年，灵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阳，这整整八十六年来，政权都在外戚、宦官手中，国家的紊乱可以想见。当时整个国家都指望着那些名人，而那时候所谓的名人大多沽名钓誉，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改弦更张，魏武帝曹操和诸葛武侯孔明都曾尝试过，一时之间的确是颇有成效，然而大势所趋，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力挽狂澜的，因而随着两人的身亡这些政令也随之消亡了。近代的胡林翼和曾国藩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在国家极度疲衰的情况下，忠诚峻切的治理，短时间内也收到了成效，然而仍不能持久，也和以前一样了。改制更化，魏时曹爽等人正有此志。然而他们所图甚大，不能为世俗所接受；那时候又是平定天下不久，人们互相猜忌，进是为了谋利，退是为了自保，不得不以阴谋相互争夺。这种时候，正人君子又往往敌不过奸邪小人，曹爽被司马懿所害。司马师（司马懿的长子）虽然是正统的风流人物，因为继承了司马懿的大业，也不能不为司马家自保，司马昭更不用说。与司马家相结合的人，大多为骄奢淫逸之辈，而司马氏的子弟也日日如此，因而才智日下；而那时时势艰难，人心又险恶；于是晋初百端待理，总觉得能等到灭吴之后再做，如徙戎[2]一般急切的事情尚且没有时间做，遑论其他。而杨、贾等八王之祸是因铲除异己而起的。晋室的倾颓非一朝一夕之力，实则自初成立以来就埋下隐患，渐渐深入，这一趋势难以中止。一个国家所依赖的是实干者，这不是一两个臣子而是整个士大夫这一群体，士大夫群体如今可视为中产阶级，士大夫一般是有谋、有为、有守，旧的政府虽然覆灭了，建立一个新政府也并非难事，然而当时的士大夫真的是这样么？中国在那时候，国家和民族的概念尚未清晰。东汉名仕，看似前赴后继，忠君爱国，实则都好虚名，不过为了追求忠君的名声罢了。这种忠君的观念来自先秦各国并列之时，既不能为统一带来好处，反而会转为为其所累。既然是沿着封建的习俗，这诸侯国与士大夫的家庭，轻重本来也相去无几，因此王室和私门的轻重差距也不远。因此秉持自私自利的观念，而保国为民始终不如保护家门更为迫切。所以，当刘、石肆虐时，那些北方的名门巨族，争相迁走以图自全，鲜有以身犯险之人，也正是这个原因。携家带口避难，固然是始于汉末，而那时候是内乱，等到晋初时实为外患，内患不参与，外患不去除，实晋士大夫有愧于自己。既然迁徙是为了保全家门，一旦苟且获得一片安身之地，则肯定像大月氏西徙一样，致力于安乐而没有报复胡人的志气。东晋所谓的名流，偏安一隅，无心恢复故土。如蔡谟阻止庾亮北伐，王羲之劝殷浩与桓温和同。而那些有奸雄之才的，又被时势所激，则有称王称帝裂冠毁冕[3]之举动，例如王敦、桓温的称兵。以此，虽然北方的士大夫不能说是有为，但是南方的剽悍之气也未曾减少。晋室东渡以后，如果能得到如周瑜、鲁肃、陆逊、吕蒙等人而用之，那么收回北方又何足道哉。当时南方的人也有希望能自立的，例如陈敏等人。但事难成，北方的名门巨族挟王室而来，自然不是南方所能抗衡的。南方的政权也完全落入了北方之手。直到建立了北府兵，江淮一带的剽悍之气终被人所见，然而积弱难改，狡猾奸诈的习性不改，积重难返，像是宋武帝这样的英雄都难以恢复。

注释：

注[1]：汉安帝在位的前些年一直都是邓太后把握朝政，邓绥也是东汉历史上有名的太后，类似于窦太后。但是她虽掌权，但管束下，邓家却势大，却一直奉公守法，邓太后的生平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注[2]：徙戎是出自《晋书?江统传》的晋代统治阶级中企图用武力强迫少数民族外迁的一种主张。

注[3]：裂冠毁冕: 原比喻诸侯背弃礼法,侵犯天子的直接领地。后用作臣下推翻国君,夺取王位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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