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并不是熟悉和喜爱欣声作品的朋友们所期待的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部近十四万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欣声用“我和我的家庭简史”为《远去的背影》一书做了副标题，本身已经很好的诠释了该书的性质。

“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文学界的一个热词。特别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后，随着她的系列“非虚构文学”著作在国内出版，非虚构写作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喜欢，也成为传统的纪实文学的新的“标签”,抑或为曾经风靡一时的“新写实主义”创作的“华丽转身”。

欣声对文学创作中的各种“主义”向来不感兴趣，《远去的背影》也绝非跟风之作。这部以家族变迁为主要线索的非虚构作品，通过“我和我的家庭”几代人的经历，从“我”本人的视角，自身的亲历、亲闻与感知，映照出百年以来的时代嬗变，以及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历史潮流中的裹挟与挣扎，社会风云中的坚守和无奈。欣声在前言中写道：“我觉得，即使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也有责任将我们的过去记录下来，让儿孙们知道他（她）们的前辈曾经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前人没有创造过什么值得骄傲和夸耀的历史，但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们有悲伤、有痛苦、有快乐、有追求；他们曾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始终对未来抱有信心和期待.......让后代从前辈人经历过的坎坷和曲折中，深刻地体会他们生命的坚韧和执着，传承他们拥抱生活的精神和情怀。”这段话开宗明义，概括了本书的主旨和要义，无需再做更多解读。窃以为，这部书除了为其后代述史传家而外，作为非虚构作品还为我们这些被“写什么”和“怎么写”长期困扰的写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关于写什么的问题，我理解非虚构写作的要义其实就是书写普通人的历史。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记忆历史的权利。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该遗忘。普通人的苦难进入历史才有价值，才是社会共同的财富，成为社会记忆才具有历史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写作是真正关于“人”的历史。经典教科书上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当我们翻开历朝历代的“正史”，创造了历史的人民的个体面目我们并看不到，更遑论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心路历程。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可见我们的封建历史可谓是“帝王史”；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历史也是“精英史”;或者从某一侧重的方面去读，也可以是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唯独不是“人”的历史。因为在所谓大的历史记述中，在主流的历史话语里，“人”往往是看不见的，尤其是普通人在这样一个主流历史状态中是完全被视而不见的，他们可能会以数字的方式存在。比如说历史记载秦始皇动用百万劳力修筑万里长城，每一位参加修筑长城的人从相貌到内心肯定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生活轨迹，各有各的悲欢离合，但他们只是抽象的数字。即使在近代史上，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内外战争、历史变革、社会运动，但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也鲜有记述。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一个个具体、活生生的人构成的，而在记述历史上某一社会阶段的状况时，普通人则浓缩为数字，他们没有面目，没有形象，也没有声音。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坦言，在她的笔下，除了关注社会日常生活，感兴趣的是那些平凡的小人物，那些因苦难而伟大的人。“在我的书中，这些人述说着他们自己的小历史，使得大历史在无形中也得以窥见。”这就是非虚构写作对历史的价值，他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 使个体的记忆成为集体记忆乃至社会记忆，通过书写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出大时代的隐喻。

在《远去的背影》中，我们从“我”对“爷爷”一生碎片化的叙述中，可以管窥那场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叶的“土改运动”，对辽西地区农村的深刻影响乃至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根本改变。“爷爷”是土地肥沃的老哈河冲击平原上“小孤山”村远近闻名的地主，是那个“高大的门楼，宽阔的院墙和四角土炮台”的“大院儿”的少东家。“爷爷”曾经“嗜赌和吸食鸦片”几近痴迷，也“不怎么会经营土地和生意”，靠祖上的家业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当“土改时，爷爷携全家从这个大院儿里被扫地出门”，虽然“一夜之间就成了穷光蛋”，但他“从此戒掉了吸食鸦片和赌博的恶习”，“成就了他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改变的不仅是社会制度、社会形态，而是对社会成员的重塑。解放后“爷爷”不仅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且掌握园艺技术，成了“老庄稼把式”。虽然戴着“四类分子”的帽子，但勤勉劳作从不消沉，打鱼捉兔、说书讲古，使贫困的生活充满了情趣。“爷爷”经历满清、民国、满洲国和新中国，他对生活动荡和波折的认识，穷极一生也没有能够上升到“阶级学说”去认识，却归结为命运的摆布，而恰恰头脑里故有的这种宿命论的“处世哲学”，使“爷爷”这一类人从心底消弭了社会对立的萌芽。这些非虚构的情节恰恰是我们在任何历史教科书中都难以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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