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父亲谆谆教导的家风家训，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做一个好人，更是明确了“知识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混来的，而是要多读书下功夫学来的”道理。

我的父亲是一位极普通的船民。父亲的船整日整月整年在外漂泊，四海为家。我到了九岁才寄读在远房亲戚家上学念书。我上五年级那年，父亲的船被单位派出去上海市崇明县运输沙石砖块。后来我在放寒假时去了父亲的船上打帮手。

那时的运输手段极原始，遇到逆风，在不能使用风帆的情况下，差不多都是由一人或两人或多人在岸上用一根纤绳连接船上的桅杆，拉动船慢慢地往前行驶。每次看到父亲被生活压弯了的背影，我心里总有说不出来的感动。

父亲的船装运一趟货物的收入不高，勉强解决吃穿，节余寥寥无几。第二年，父亲对我说你还是要到岸上读书，不能再吃我们这辈子没文化的苦了。

我很懂事的说，我上学你们不仅少了一个小帮手，而且还要几十块钱供我读书。

父亲说，我们家三个儿子就指望你读点书有出息呢。

于是，我含着泪随父亲到崇明县的一个渔业中学报了名，接着在崇明中学继续读初中（那时的崇明初一、初二年级称为中一、中二；高一、高二年级则称为中三、中四）。

在岸上寄读，比起岸上的同学要清苦很多，也得不到父母的照料。但比起那些在船上帮助大人们搞运输的同龄人，没能进学校读书要幸运得多。这个幸运便是父亲赐给的。

父亲的船每次运货来我上学的地方，总要步行几里路来到我的住处，将脏被子、脏衣服带走。离别时都要关照我： “要好好的读书，知识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混来的，而是要多读书下功夫学来的。”

读书，就如父亲的家风家训一样伴随我长大成人，让我充分地认识到读书是收获知识的“阶梯”。在我的住所不大的两室一厅里，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书橱或书架，甚至于厨房餐桌旁也摆放了书架，摆满了自己喜欢读的书籍。因为，我深知读书给我带来的好处。

读书，“读”来了四枚“三等功”军功章。1976年10月，我应征入伍，在某部炮团二营部侦察班服役。当时部队的学习风气很浓，训练之余，假日之余，只要一有空闲，我都会捧起书本读书，这其中有《毛泽东选集》1-4卷缩印本，有班长送给我的《雷锋的故事》，有从战友那里借来的书，还有自己手抄的书。

部队营房坐落在交通不便的山沟里，买书的机会很少，加之每月只有几元钱的津贴，想读到自己想读的书几乎廖廖无几。于是我就借助于抄书。每次从战友那里借到一本好书，我就边读边抄，熄灯号吹过之后，就用小手电筒躲在被窝里抄。有的书战友急着要，就抄录一些好的段落，或者好的句子。记得那天抄书抄到深夜一点多钟，排长查铺发现了我的“秘密”。当兵入伍不久的我吓得从二层架子床上滚落到地，左大腿刮在了排长的手枪套子上，顿时划出了一个小口子，至今还留下了一块疤痕。这段经历一直成为我教育女儿好好读书的口头禅。

在读书的同时，我还注重将读书的心得体会及时记在读书笔记本里。日积月累，一年下来记录了5本。5年兵当下来，足有20多本读书笔记。记得在1977年底，营部向团里评优报功，我被评为有生以来的第一枚军功章——“三等功”。

之后几年里，我均因能及时写读书心得体会，能应用到部队的训练和实际工作中去（曾获得全师炮兵侦察快速捕捉目标第一名的成绩），即当时所谓的“活学活用”，连续四次被团部授予“三等功”的荣誉，平时嘉奖更是不计其数。1978年底，我还被南京军区12军政治部授予“学雷锋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

读书，“读”出了近百篇学术论文。1981年10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地方。先在宝应县教育局秘书股做文书，后调至宝应县委宣传部任助理秘书。为了尽快适应本职工作，我便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应用写作理论。说句实话，在一个县级城市，要想在某一学科领域搞出些名堂，有所建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遇到的困难首先是应用写作专业书籍不多。

有一次，我为了写一篇《论秘书写作的逻辑结构表现形式》，在新华书店工作的文友周雨亭翻遍了整个库存图书，向我提供了好几本参考书，还借去南京出差的机会，又为我带回了《逻辑学》、《公文与逻辑》等专业书籍。在这期间,我陆续撰写了30多篇应用写作研究论文,并在《应用写作》、《秘书之友》、《文秘》等全国性的应用写作刊物上发表，并且出版了《应用写作》、《经济应用文写作新编》等应用写作专著、专集。后来，为适应现代干部的要求，我又开始读起了有关电脑的书籍。

这之后，我通过通读有关宣传业务方面的书籍，撰写了宣传业务论文和调研报告，陆续在《群众》、《扬州学刊》、《江苏宣传》等十多家杂志上累计发表论文达40余篇，共计在书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2000年6月，我还出版了学术论文专集《宣传业务纵横论》，字数为22万字。从政20多年来，共主编学术论文专著、专集十多部。如《宣传业务纵论》、《宣传文化教育论文选萃》、《政工业务论文选萃》、《长江文化论丛》、《学术论文选编》、《政工论文选编》、《学术论文汇编》等。

读书，“读”成了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从朋友处得到了一本日本著名作家星新一所著的微型小说集《一分钟小说》。书中作品有的立意独特，构思巧妙，很有几分气势；有的画龙点睛，令人拍案叫绝。读了一篇、两篇、三篇……至此，我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也想创作微型小说。当读完全书之后，我的处女作《他、她》的微型小说已成雏形，并刊发在1989年第3期的《东北文学》杂志上，还获得全国微型小说征文比赛优秀奖；之后，《天津文学》、《雨花》、《新华日报》《扬州晚报》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数十篇。

以我的读书体会，读书对于提高写作水平和丰富人生经历确实是受益匪浅。是读书让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迄今为止，我已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近100多万字；在多次文学大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

出版微型荒诞小说集《红辣椒》、《梦笔生花》，微型小说集《青苹果》、《嫩藕枝》、《延缓生命》、《智商测验》，散文集《绝色宝应》，文学评论集《评论者述》，诗集《紫藤叶》，新扬州画舫录《宝应景观》。

主编出版《扬州微型小说22家》、《宝应微型小说25家》、《宝应微型小说作家群作品选》、《宝应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应用文写作》、《政工业务论文选萃》等20余本专集。

曾先后被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江苏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小小说选刊》杂志社确定我为全国百名小小说签约作家、《未来》杂志社特聘我为专栏作家；《微型小说选刊》在“当代微型小说百家”专栏作重点介绍。

1998年4月、2005年10月、2010年2 月和2015年4 月，我四次荣幸地出席了江苏省文联、作协代表大会。特别是退居二线后，我利用在南京女儿家的时间，完成了新书《南京纪事》的写作，即将出版面世。从写作至今，粗略算来，文字总量达300多万字。

读书，“读”识了百位全国各地的作家。通过读书，我还结识了全国各地的作家、作者，以及许多读书的朋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我便注意用自己创作出版的专集与全国各地文友交流各自的作品集，收藏这些作家、作者签名的书籍。

目前，我所收藏的全国作家、作者签名的书籍总量已经突破了800本。其中如《红岩》作者杨益言、《早年周恩来》作者庞瑞艮、《再年轻一次》作者凌鼎年等。闲暇时，我翻阅这些书籍，既对文学创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又丰富了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

由于收藏作家、作者的签名书籍达到了一定的数量、质量，我不久便成为了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员。

读书，“读”写了多篇书评和评论专集。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我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书评和读后感。这里包括时任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昌智等主编的报告文学集《风帆》的读后感——《当代的群英谱—读报告文学集〈风帆〉随感》，读书笔记[www.i1766.com]还有扬州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蒋亚林的短篇小说集《黑暗中坠落》一书的读后感——《一种极强的创作张力—扬州作家蒋亚林小说创作艺术谈》、扬州市知名作家许国江的微型小说集《痴情》一书的读后感——《大器晚成亦在小小说》，以及应文友出版专集之约写就的序言，总量已达100篇之多。

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史出版社还将这些书评结集出版，书名为《评论者说》；2000年8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发表了我的的文学评论《读高蓓散文集<倾听心灵>》；《扬州日报》、《扬州晚报》、《扬州文学》陆续发表评论文章20多篇。

父亲的家风家训，我也在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女儿。2008年7月，女儿参加高考被南京医科大学录取后，我知道学医是个苦专业，更是以父亲的家风家训时刻叮嘱她：“到了大学里，要好好的读书，知识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混来的，而是要多读书下功夫学来的。”

女儿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一再警示她：“学医是个苦专业，注定了你必须学习一辈子，来不得丝毫地马虎大意。大学毕业则是学习刚刚开始，在单位要向同行、同事学习，更要多读书，因为读书是你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在家风家训的影响下，女儿工作一年后就考取了临床医生的从业资格，并参加了在职硕士研究生学习。

家庭的良好学习风气和氛围，同时也影响着夫人的学习兴趣，虽然已是年近60，但她也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于两年前主动在手机上加微信功能，方便在微信里学习，尤其是养生保健、美食烹调方面的知识，如北京卫视“养生堂”微信、朋友圈里有关养生保健内容《上百种急救方案》、《这些穴位“按”走7种病》、《长期晚睡的危害一览表》等等。在养生保健方面，她更是成了小区邻居中的养生保健“顾问”，大爷大妈们在养生方面有不懂不清楚的，都要与她交流，她也乐意将自己在微信里学到的知识告诉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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