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土良的后继者西普里安在神学发展史上扮演了默默无闻但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角色。3世纪，他的影响力无与伦比。他不是学术性人才，而是中流砥柱型的领袖，在风口浪尖封堵破口，带领会众渡过难关，执掌大局的人物。
他有两本巨著，《论背教者》和《论教会的合一》，以中庸之道把教会学与救恩论，把教会与会众的关系巧妙结合，从悔改受洗，教会团契，直到死亡，都与教会生活息息相关。这个理论的结果是将主教制推向极致。原来“教会外无拯救”出处在西普里安！在西普里安的论著里我还看到，“主把赦罪的能力权柄传给彼得，神在彼得之上建立教会。”这是天主教教皇制的发源吗？
由于过于强调教会的权柄和圣礼的功效，使得信徒个人无法与主建立直接交通的亲密关系。补赎、苦修政策也让人惧怕和远离神，神的慈爱一面得不到彰显，助长了道德主义和靠行为称义的倾向。结果，律法主义和廉价恩典成为钟摆的两极在后世摆荡。怪不得后来要进行改革。
西普里安的教会学对教会的合一有贡献，但对信徒与主的关系有负面影响。主教制成了双刃剑，弄得好是祝福，弄不好是咒诅。教会是保住了，灵性却下滑了。
凸显主教权柄的危机开始出现，教会管理演变成行政架构，并引发一系列围绕最高权柄花落谁家的问题。也许这是后来君士坦丁大帝成为实际教主的缘由？尽管褒贬不一，西普里安的教会学还是被普遍接受，直到宗教改革。
抛开西普里安的理论和功过，我还挺佩服他。悔改信主之后，他真的散尽千金，周济穷人，广受欢迎，也建立了威信。他预先看到自己受死的异象，从容殉道。
教会制度化的好处是，将基督教从罗马帝国零散的小型地下秘密聚会的民间宗教，在3世纪末发展成高度组织化和庞大的永久性的有形可见的机构。这个转变大概花了一个世纪。
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应对的策略也更加复杂，在我看来，几乎到了眼花缭乱的地步。这个转变也是情势所迫，主教阶层形成，信经形成，正典确立。
使徒信经取自古罗马信条，这个信条又是建立在初代教会基督徒的格言上。信经的雏形最早出现在特土良的《论童女的面纱》。由于使徒信经内容过于简略，不能涵盖全部真理，4世纪又在使徒信经的基础上延伸，形成尼西亚信经。这两个信经成为衡量基督徒入会资格的重要依据，一直延用至今。
旧约正典似乎没费什么周折。新约的确立则不然。帮倒忙的异端有正作用，促使护教者在2世纪就萌芽了新约正典的雏形《穆拉多利目经》来反制异端，最终版本到4世纪末才敲定。然而教会的大敌不是异端和分裂，而是内部风暴。
为什么本书将君士坦丁大帝的悔改打上双引号，是指他的悔改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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