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第一章部分主要讨论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它们对中国经济改革、计划经济的确立之影响。其中对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真实的描述给了我很深的感触。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而中国政府却将有关饥荒的资料保密，直到80年代后才逐渐解密，为外人所知，但至今死于饥荒的人数没有定论。毛泽东针对大跃进的责任，曾提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判断，而刘少奇则与其相对，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下面本文就将结合书中观点、例证分析“大跃进”导致“大饥荒”的原因。 （一）中央领导自信心的膨胀，从“冒进”到“跃进”
共和国成立后，战后重建，经济发展迅速，“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再加上朝鲜战争的胜利，使得领导人们受到莫大鼓舞。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达到大跃进制定的目标，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显然是脱离实际的，恐怕当时的毛泽东高估了基层民众的干劲。国家领导人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已经近在咫尺，提出了高指标，促成了“浮夸风”。
罗纳德·哈里·科斯
（二）高指标、“浮夸风”导致过度征粮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各地政府因为缺乏统一管理，把精力都投入在无尽的浮夸竞赛中。书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1958年秋《人民日报》报道称，粮食亩产已达65000公斤。事实上当时的实际产量估计低于500公斤，足见虚报情况的严重。1958年8月，中共中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1958年著名影像资料-“卫星田”堆起的稻穗能托住一个小女孩
（三）“共产风”、公社食堂
毛泽东曾认真研究过苏联的经济体系，并对集体农庄十分欣赏，便将其加以改进，在中国建立了人民公社。按照虚报的产量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同时在公社制度下，农民私有的生产工具被收归集体所有，这意味着了传统小农经济的终结，也加深了这场缺粮危机。
农民在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
（四）“以钢为纲”、“超英赶美”
书中提到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当时赫鲁晓夫提出了15年内苏联钢铁产量超过美国的目标，受他启发，毛泽东许诺中国钢铁产量15年内超过英国。在农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炼钢炉，企图在田间炼钢铁。很多人把家里的锅子，铁器等金属都捐献出来炼钢铁，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并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更严重的问题是，农民被大量调去炼钢，农业生产无人顾及。例如四川《巫山县志》就记载：“农村青壮劳力上山炼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这也是1958年至1961年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
（五）媒体被压制，人民被误导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曾对过分虚高的高产量产生过怀疑。如果毛泽东在当时就叫停浮夸风，这场灾难就很可能不会发生。更让我震惊的是在全国享有很高声望的物理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稍有常识的人就能看出这条理论的荒谬。毛泽东正是在读了钱学森的文章后坚定了“大跃进”切实可行的信念。而这出闹剧，正是因为专制集权政府封锁了媒体，把反对意见一律剔除，因而民众甚至干部偏信则暗，被媒体管制所害。“在一个信息被高度监控的社会里，任何通过国家媒体发布的消息，都会被视为权威和真理的象征”，书中的这句话一针见血地写出了大跃进时期媒体失去监督职能，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原因。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加剧了这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我在查阅资料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从制度层面研究饥荒的观点引发了我的兴趣，他将民主政治的作用与预防饥荒联系起来，并提出：全世界历史上，民主正常运作的国家从来不会发生饥荒。所谓民主“正常运作”，是指媒体、人民及执政党以外的政治实体有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而不是多数人暴政（编者按：此处依据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原话，论证一个国家要变得真正意义上“民主”，不能只是简单的“多数决”，而是要尊重各方意见，哪怕是少数人的意见。）他以印度1947年独立后从未发生大面积饥荒为例，证明民主和自由媒体在当代是避免饥荒的充分条件。当然，这里的民主指的是欧美普世性的观念，在中国并不可行。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是无法了解事实，只看得到报道上的超高产量）。纵使此时中国出现了民主体制，也必定是多数无知者压倒少数知识分子。 （六）私有经济被清除导致自由市场的消失
政府为了补贴工业化，建立了统购统销制度，控制流通环节，试图以此强迫农民以低价出售粮食。国家对有余粮的农户进行余粮统购，相当于取缔了农产品交易的自由市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他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自由市场，而是让自由市场自我调节，以达到效率最大化。他划分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其中政府仅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而不是将一只“有形的手”伸入市场。市场的效率之所以比政府高，就是因为市场分散了风险，而政府则聚集了风险，一旦风险出现，政府组织的经济体自然难以抗拒如此大的风险，而市场则不会出现，因为分散的风险可以互相弥补。所以，计划经济下会出现大饥荒，市场经济下就不可能发生。当一个地区缺粮，只要存在自由市场，不受到政府干涉（也就是说农民手中的余粮，粮商就会从有余粮的地区购进粮食，再以高价卖到灾区。在这种情况下，各方利益均最大化（政府成功控制了饥荒也使其获得人民支持），这也就是前面提到民主国家不会发生饥荒的原因。但在大跃进时期，各地分权，信息不流通，从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再加上中央政府铲除自由市场的政策，使得粮食无法快速地分配到灾区。
（七）人口流动、信息交流被严格限制
在书中第一章第二部分开宗明义地点出了1958年开始施行的户籍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性，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此举取消了几千年一直存在的农民自由迁徙权。户籍制度是当时为了更好地管理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而设立的。但此制度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如农业与非农业人口在社保、医疗、教育等等方面的区别，还有地区分割导致人口流动困难。在大跃进时期，农民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法向外地转移去寻找食物。在河南信阳，地方政府要求各县设岗堵截外逃人员，派民兵巡逻，并且严格限制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在此期间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由于封锁消息，中央对地方饥荒情况并不了解，更谈不上及时地救济了。 上文提到的种种原因，可以归结于地方分权。毛泽东反对中央集权，但他更排斥市场经济，于是1958年他在全国进行第一次地方分权改革。他的想法是化整为零，让每一个公社成为一个自己自足的经济单位，中央的直接统治只到县一级，村镇则由人民公社管理生产、生活。这种构思显然是受到了战争思维的影响，这种地方割裂的形式减轻了中央管理的压力，同时在战争中可以具有优势。但这样的政策同样存在致命的缺陷：由于人口被剥夺迁徙权，消息流通被限制，因此根本不可能形成自由市场（经济学中形成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条件包括市场信息畅通准确，市场参与者充分了解各种情况；各种资源都能够充分地流动）。此外，地方与中央的沟通不通畅，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灾情。
第一次地方分权的改革失败，归罪于责任分担不明确。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后，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并充分信任地方政府，提拔了一大批地方干部。而地方干部清楚毛泽东想要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渴望，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便投其所好，虚报了粮食产量，中央也信以为真，将其作为榜样进行宣传。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自始至终，地方对自己的决策行为都不负责，只是为了得到北京的肯定而盲目服从中央指示，也就促成了大跃进时期处处放卫星的“奇观”。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地方监管机制、评价机制不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经过了大跃进的惨痛失败，毛泽东痛彻地领悟到只有施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才能使国家稳定有序发展。从此，随着生产分配的权利回归中央，中国终于重新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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