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
3、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4、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5、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6、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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