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暑假我读了《君主论》一书，感触很深，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马基利维利根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人民都是庸俗、无知的，他说：“再没有比乌合之众更可怕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君主身上，在强大的王权统治下制止封建割据势力、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才能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看完看完全书后我知道马基雅维利的论证是被局限在具体时空，一定程度上失之偏颇，但仍是一部惊世只作。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对意大利几百年来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总结，是其自身从政经验的概括，全面而又集中地体现了马基雅维利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关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但此书没有被当时的君主所接受并采纳，主要是由于马基雅维利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的观点，使他在16世纪中叶以后的欧洲多遭到排斥，还被称为“凶残的马基雅维”。
马基雅维利是坚定的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君主论》是他为了在政府中获得一官半职，表达自己观点而著的。《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从现代事物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事物的不断研读中获得的，通过对这些事物长期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检验而浓缩写成的献给意大利佛罗伦萨当时的统治者洛伦佐殿下的“礼物”。他希望这位统治者能够借此机会发现自己的不幸从而命运有所转机，更期望洛伦佐能够在伟人事迹的知识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领导意大利人民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但事与愿违。
“一切武装了的先知都能够成功，而非武装的先知则归于失败”，马基雅维利凭借自己长期外交生涯积累的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肯定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统一和兴盛的前提条件。他告诫君主，“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王国，其主要基础是完备的法律和精良的军队，而且精良的军队甚至比完备的法律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然而，意大利人一直被雇佣军队的将军们所统治，根本没有好的结果，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的，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生命。” 雇佣军的首领们，“如果他们是能干的，你可不能信赖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渴求自我扩张，因此不是压迫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违反你的意思压迫他人。反之，如果首领是无能的，他往往使你毁灭”。马基雅维利认定雇佣军是意大利一切灾难的原因。对于援军也同样否定。 他指出，“援军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更多，因为他们一来就是造成毁灭的条件，因为他团结，完全听任外国人的命令”如果他们失败，你也失败，如果他们胜利，他们会操纵甚至消灭你。“总之，就雇佣军而论，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若就援军而论，其英勇剽悍却是最可怕的”。 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认为，任何一个君主国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它上不稳固的，“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的声誉了”。 因此，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谁想用意大利人的武装来保卫家邦、统一国家、抵御外人，那么首先必须建立一支由本国公民组成的军队。
《君主论》也论及君之道，即君主应该具备哪些本领和条件，应该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在这方面，他认为，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民应该怎样生活是两码事，这对君主来说尤其如此。无可否认，君主具有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美德，诸如诚实、慷慨、守信、仁慈等，当然是值得赞扬的，但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因为“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但是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和福祉。例如，在谈到慷慨和吝啬时，马基雅维利说，“被人们称为慷慨可能是好的；可是，如果慷慨在做法上使你不获称誉，它就损害你了，因为如果你有道德地并且正当地慷慨行事而不见知于人，你就逃避不了与此相反的恶名。” 君主只有在慷他人之慨时，象带军出征，靠掠夺、勒索、敲诈来补给时，慷慨才是必要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君主为了保有慷慨的名声，势必耗尽财力，横征暴敛，额外增加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仇恨他。而“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则会带来这两者。”君主如果英明的话，就不要介意吝啬之名。因为当人们看到君主由于节约的缘故而收入丰盈，能够抵御对他发动进攻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随着时间的流转，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是越来越慷慨的。而在分析君主应当怎样守信的问题上，马基雅维利更是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的比喻。他主张君主必须效法狮子和狐狸，“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马基雅维利指出，笃守信义是值得赞许的，但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并不重视遵守诺言，而且最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了那些盲目守信的，他列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在遵守信义于己不利的时候，君主决不应该遵守信义，但他务必要装出遵守信义的样子，至于其他的品质，马基雅维利指出，必须在表面上装出慈悲、忠实、仁爱、公正、笃信的样子，他甚至主张，一个聪明的君主一定要用策略造成一些反叛自己的仇敌，然后再用强力把仇敌削平，这样才能使自己名声大振。
总之，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在政治上只应该考虑有效与有害，不必考虑正当与不正当，为了达到治世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这些观点看是不符合人们的道德观，但在特定的情况和背景下仍有一定合理性，《君主论》是一部值得深讨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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