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寥寥九万八千字，钱穆先生以其通俗易懂、比较口语化的语言，将中国历史上五个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从政府组织结构，考试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兵役制度等几个方面来比较优劣、来陈述历代得失。
开篇由汉提起，汉代政府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但是在中央内皇权与相权之间又能起到相互制约作用，皇位世袭，中央政府内部基本承秦制，三公九卿构成了政府的行政部门的基本体系，帮助皇帝处理政府的日常大小事物。丞相位列三公，掌管行政事物，为最高行政长官，是政府的实际领袖，其下设十三个机关，相当于丞相的秘书处，而这相府十三曹是一切实际事权的掌控者，丞相领导着政府的日常运营。反观皇帝的秘书处的“六尚”其中五尚是主管皇帝起居的，由机构设置足以见得当时宰相组织的庞大以及职权的广泛，因此丞相的谏言皇帝是必须要慎重考虑的。
其次在唐代篇，钱先生将汉唐相权做出了比较，他指出汉代如果是领袖制的话，那么唐代就是委员制，意思就是汉代时期宰相一人独揽行政大权，而唐代政府则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将宰相权力一分为三，中书、门下、尚书各部分商议后共同决定，政府大小事物都得通过“圆桌会议”来解决，这是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接着，钱先生谈到了就政治制度而言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个大的变动。但是宋之于唐却不能说有什么大的变动。的确，自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由于他自乱世而生，因缘际会，一夜之间就做了皇帝，没什么经验的武将将政府体制继续沿唐制而发展，相权进一步分化，军事、财政、用人三权掣肘，但是又与唐制不同。武后时期曾有言云：“不经风阁鸾台，何名为敕。”意思就是皇帝的一切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实则皇帝的诏敕就是由中书省拟撰的。但与唐代这种“熟拟”不同，宋代的最高政令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可见相权逐渐被削弱。
再谈明代，在钱老看来，他认为明代时期是中国政治的大大退步，太祖朱元璋因宰相胡维庸造反而废止宰相可谓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同时明太祖还将中书、门下省也废去，只留一个七品小官中书舍人，将尚书省改制为六部分头负责。同时设置都察院来监察六部及全国政事，经过这样的演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的手中。永乐年间所设置的内阁日益发展，通过票拟来批阅政事，将意见附在奏章背后，但仍需要皇帝亲批，才能成为正式的旨意。足以见明代皇权政治发展之高峰。而清军入关以来，学习汉族政治，将明代政府的基本格局保存下来。用内阁大学士来掌理国政，到雍正时期在内阁之外另添军机处，这个御用的秘书机构来替皇帝发布旨意。但是这种旨意又分为明发上谕和暗发上谕，各地方长官的一切活动，也尽在他掌握之中。至此，皇权政治的发展已经在中国政治历史上达到了顶峰了。
钱穆先生在本书中对皇权和相权的深入剖析可谓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但是我们在读这本书时不仅仅要关注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本书里的对历史的评价方法和态度。在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古语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看每一个朝代的政治制度都需要代入到时代环境中去评判，而不能单单以现代人的视角去将历史一棒打死。在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说法，钱老认为倘若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大小事务均由皇帝一人独裁，这个说法用来讲明清是可以的，但是用来说汉唐诸代就不太合适。在汉代三公九卿制下，“三公坐而论道”则体现了相权的重要地位，相权是皇权唯一有效的牵制力量。但是明清与此恰恰相反，明太祖废除了封建社会传承千年的宰相制度致使中国社会变成皇帝专制独裁的社会，清代延续了明朝的体制，将专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皇权也因此失去了制约。这样的集权最终导致了体制一系列的弊端。而汉唐诸代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是一味的鼓吹汉唐政治，汉唐诸代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处理的是有失偏颇的，例如汉代时期，郡国并行制下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案例，唐代的节度使制也是一样，均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不当而导致最终爆发内乱。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建树。在汉代，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对地方的掌控，设立刺史来对地方监察，作为皇帝在民间的耳目来帮助他了解民间动向。唐代也一样对地方有着较为完善的监察制度，观察使和节度使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监察中央和地方政府，但是由于唐代的监察权脱离了相权而存在，导致监察使逐渐演变为地方长官的最高一级，这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最终唐室之崩溃，也可以说是崩溃在这一制度上。因此，在评判任何一项政治制度时，我们都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去全面的评价政治制度的影响。
以前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基本都是要学会分析事物的两面性，辩证的看待每一个问题，当然这是可取的，但是从钱穆先生的观点来看，这样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将它放到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来评判某个事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一个制度在这个时代适用并不代表它一直都应该被推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钱穆先生在书中用“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比喻九品中正制只适用于魏，而不能用于晋。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若继续沿用这一制度就只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事实证明，九品中正制在晋代被沿用下来，最终发展成为门阀制度，寒门士子难以进入国家中枢系统，不利于阶层的流动。在如科举制，经过唐代之后的一系列演变最后却发展成为统治者限制人们思维的八股文等等。
书的最后钱穆先生在论及清朝政治制度时，对清朝制度迎头痛批，钱穆先生认为清朝的体制大多是制度但是由不能称为制度，而只是法术，即方法和权术。清朝的统治完全是出于满清部族的私心，因此不能说为制度。我想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许跟钱穆先生当时所处的时代有关。排满革命的思想充斥着当时的那个时代。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还是要以公正的视角去评判每一项事物，最好不要带私人感情。清制也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增设军机处等等。然而在书中作者一直称清朝统治为满族政权，不免有一种民族主义之嫌。我认为这点是不太可取的。
总之，作者在此书中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分析比较还是十分透彻的。在历史长河之中，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总体来说是日益完善的，聪明的中国政治家们在新建的王朝中都会吸取前朝的经验以巩固王朝的封建统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谓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身上就具有的技能。尽管是兜兜转转，一姓取代另一姓，一家取代另一家，但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创新的思维观念。钱穆先生认为：“任何一个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毋庸置疑，古代中国所留下的政治制度对今天也都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因而我们今人在陈述政治利弊之时，要汲取钱老的历史观，以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来评判某个事物，透过时代背景来了解某项制度存在的历史意义。钱老之风果然令人高山仰止，而此书也不愧为国学大师的代表之作！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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