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术发展历来有批判继承、“以复古为创新”的独特方式与路径。尽管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否定与排斥，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遗产并没有被完全遗忘。一批中国现代学者依然坚守在中国优秀学术传统的阵地上，并努力将中国固有的学术研究体系与现代西方优秀学术成果相互参照，奋发努力，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尊严。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发展典范，其发展经验对于今天“国学”振兴及相关学科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首先，响应时代需求，经世致用，以振兴学术为救国图存之重要手段，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关键性的推动力。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们都是怀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自尊心与责任感投身于学术工作的。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轫，始于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严峻的生存危机。众所公认，以顾颉刚、谭其骧等人为核心创办的《禹贡》半月刊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转型与发展的主要标志。在该刊“发刊词”中，顾颉刚等人道出了创刊主旨：“……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而一般学历史的人，往往不知《禹贡》九州、汉十三部为何物，唐十道、宋十五路又是什么。这真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极端的耻辱!在这种现象之下，我们还配讲什么文化史、宗教史;又配讲什么经济史、社会史;更配讲什么唯心史观、唯物史观?”这些言语，就是放在今日，也颇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

在国势危难之际，这些学者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直白地反对“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并身体力行，切实提出了一些具体研究工作任务，致力于基础性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如编撰《中国地理沿革史》，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编辑《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以及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等。之后数十年，一批批研究者不忘当初的承诺与期许，为完成这些学术重任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闪光点。其中，谭其骧主编的、由众多学者共同编绘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出版后，获得极高的赞誉，被视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大大提升了整个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与研究的精度。

另一方面，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们又责无旁贷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与救国救民关系最密切的领域，如边疆史地研究等，力求重启边疆学研究热潮。如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明确指出：“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要与否为衡量之标准。”这样一来，这些学者俨然成为以笔墨为武器的战士了。顾颉刚等人不仅四处演讲，开设相关课程，积极编辑边疆研究的刊物，并组织大量研究人员前往边疆地区实地考察，为推动全社会认知边疆、维护边疆安全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中华民族崛起之路充满曲折与坎坷，国家边疆安全是一项长期任务，并没有片刻停顿与停息的可能。这些先驱者们的功绩为后代学者作出了极佳的示范。

笔者同样强调：即使是今天所谓的相对“和平”时期，研究者们似乎也不能一味清高地躲入书斋之中，对于当代社会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置之不理。振兴“国学”问题，在本质上涉及民族文化安全问题，如果研究者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强大精神动力，也不可能在“国学”振兴上取得真正长足的进步。

其次，全面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的学术传统精华，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取得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数千年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到清代中期“乾嘉学派”以及“扬州学派”的出现而达到了高峰。虽然，糟粕与精华并存，但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最终形成了独有的治学取向与风格。如历代优秀学者们推重“实事求是”与“循名责实”的精神，在资料搜集时追求“务求完备”与“辨别真伪”的工夫，在论述过程中强调“言必有据”与“无征不信”的原则，在研究理念方面讲求“通达”与“条分缕析”的态度等等，成为后世学者取法的楷模。而一大批流传至今的经典论著，也都成为值得后世学者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例如从《禹贡·发刊词》开始，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们虽然富有批判精神，但也非常看重古今学术史的累积，即强调在尊重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新的拓展与突破。例如在编撰《中国地理沿革史》方面，重视宋代学者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清代学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在编绘《中国地理沿革图》方面，借鉴宋代学者税安礼的《历代地理职掌图》、日本学者箭内亘的《东洋读史地图》以及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等。

诚然，真正理解前贤的经典论著，领悟与传承前贤的智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任务，但这是取得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正如《颜氏家训》所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创新”理念固然值得鼓励，然而，没有“旧”，哪来的“新”?不知道什么是“旧”，怎么知道什么是“新”?无视前贤遗珍，完全“闭门造车”的著述，岂不成为“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与其空喊“创新”与“开拓”，不如批判继承前贤的著述，切忌将“珍馐”当作“糟粕”。这在今天振兴“国学”的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其三，讲求科学而合理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反对权威崇拜，讲求平等研讨与群体合作精神，也是促进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不断进步，并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禹贡·发刊词》强调：“以前研究学问，总要承认几个权威者作他的信仰的对象……在这种观念之下，自然会得分门别户，成就了许多家派。我们现在，要澈(彻)底破除这种英雄思想，既不承认别人有绝对之是，也不承认自己有绝对之是。”中国古代有“地理之学”与“舆地之学”，而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适时将“沿革地理”改为“历史地理”，这在《禹贡》半月刊的英译变化中就表现得十分清楚。这显然就是适应世界学术潮流的明智之举。

历史地理学，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而注重历史与地理跨学科、多维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是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趋势。20世纪世界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流别之一——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们，都是法国现代地理学奠基者维达尔·白兰士的追随者，其开始者之一吕西安·费弗尔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人文地理学家。正如《禹贡·发刊词》所云：“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这种思想与“年鉴学派”的主张是一脉相承，完全吻合的，因此，某种意义上将“禹贡学派”称为中国的“年鉴学派”，同样是切合实际的。我们今天致力于传承与振兴“国学”，是为了传承中华学术文化事业的“火种”，而不是为了炫奇耀珍，也应该遵循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理性规律与道路。

中华辉煌的历史文化成就，不仅体现在浩如烟海的文物与古籍，也包括历代众多优秀学者业已形成的优良学术研究传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如何创作出既具备中国优秀传统精神内核，又能承载今人认知需求的学术成果，是今天传承与发扬中华“国学”所面临的挑战。古代为我们留下了繁富无比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财富，都应是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研究者们所应珍视的资源。与此同时，摆脱对于西方学术的盲目追随，尊重与继承优秀民族文化成就是必不可少的，但世界各国学术发展的借鉴价值也是不容忽略的。如果没有对于世界学术发展史的准确了解与把握，当然也难以找到“国学”的基本定位与未来走向。总结中国古人的学术文化遗产，重铸民族高度的学术理性，为人类文明贡献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智慧，应该是学人义不容辞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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