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美国加州大学芭芭拉分校终身教授张益唐(资料图片)

最近5年，张益唐在数学界声誉日隆。

2019年5月之前，他还只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一名普通的数学讲师。当年5月，他以一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论文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并借此一举跻身世界重量级数学家行列。在那篇论文里，他证明了存在无穷多个差值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从而在解决“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百年数论难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他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也引起广泛关注。对于他不凡的成功之路，人们充满好奇，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样一位传奇数学家?本报特约记者日前采访了张益唐。

成功与坚持

在国际权威数学杂志《数学年刊》发表这篇成名论文前，作为一名普通讲师，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了2019年书。而在当讲师之前，他曾多年靠打零工谋生。1992年他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工作没有着落，朋友邀他去自己开的餐饮连锁店帮忙，当会计，管管账、报报税。他觉得干这个工作能有大量自由时间想数学，便接受了。7年清贫简单的漂泊生活中，一有时间和条件，他就回到自己的数学思考中。做讲师后，虽然收入微薄，他却知足，因为可以更专注地琢磨他的数学难题了。

记者：你解决了世界级数学难题，从默默无闻到誉满天下，成为一位知名数学家，经历很不一般。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因素，使你成为了现在的你?

张益唐：主要是我的个性吧。我就是这么一种人，不太喜欢随波逐流，不喜欢外面什么时髦就追赶什么。我喜欢一个人想做什么就一直做下去，是个性引导我走过来的。

记者：但有相当长的阶段，现实拉拽着你，让你与你的数学理想越来越远，你不灰心吗?

张益唐：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回来的，只要专心去做就是了。这并不是我有多么坚强的内心，多么强大。某种程度上，就是我比较淡定，不管经历什么，不会太在意，就走过来了。而且，想数学的过程本身是一种享受，这一点始终没改变过。

记者：但是，即使年复一年地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后仍然可能无声无息，你想过这一点吗?英国数学家哈代曾说，相比较其他任何艺术与科学，数学是年轻人的游戏，他说没有见过重大的数学突破来自50岁以上的人。但发表这篇论文时，你已经58岁了。

张益唐：我当然想过可能没有结果，但我觉得即使那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主意。要做成事情，没有坚持肯定不行。如果今天弄这个，明天弄那个，可以一时搞得很热闹，但从长久来讲，没什么意义。

记者：你心里一直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做出来?默默无闻的那些年里，你总体更倾向于哪种状态，是心里真的对名利很淡很淡，平静享受数学带来的乐趣，还是一直心怀大志，希望有朝一日做出成绩?

张益唐：我还是比较自信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淡然与坚持，两方面都有吧。这两者表面是矛盾的，实质是一样的、不矛盾的。无论境遇如何，我一直有这个信念，我将来会做出点什么。我做数学，就是要做最好的。抱有这种信念的话，对一些具体生活上的细节，比如现实中人与人的攀比，反而会淡定，不那么在意。

记者：说到人与人的攀比，当年你是北大数学系公认的佼佼者，而在你沉寂无声的那些年，你的同学校友中有些已经在国际数学界有了一定地位，你在乎过吗?早年有数学追求的人中，有的中途兴趣转移了，有的因各种困难不再坚持。你博士毕业时，数学领域就业难，很多数学系毕业生转向学金融和计算机，你有过动摇吗?

张益唐：别人的消息，不能说没有影响，但影响不是太大。我对这方面不太计较，不喜欢跟别人比来比去。年轻时优秀，后来没做出什么的例子古今中外有很多。在别人的回忆中，会说我年轻时怎么怎么强;出名后，许多朋友的祝贺语意思差不多：“我们早知道这一天会到来。”我想，运气会起作用，但坚持是必不可少的，好在我能坚持下来。但有的人年轻时很强，没有坚持，最后没成功。转专业的念头，不能说没有过，但只是偶尔出现过，而且很快就放弃了，我觉得我还是保持在数学里面比较好。因为很喜欢，而且觉得自己有可能做得好。

记者：优秀数学家中有一些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对物质财富不大感兴趣，有殉道者般的理想主义者气质，比如陈景润，还有对庞加莱猜想证明作出决定性贡献、拒领菲尔茨奖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戈里?佩雷尔曼。你也被人称为“隐士”，你们是一类人吗?你自己怎么看?有这么一群人是为数学而生的吗?

张益唐：是有些共同之处，有点像的地方。有一群热爱数学的人，与数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但每个人情况不完全一样，会有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做法。比知，有的人只希望想数学，对教数学兴趣不大。我喜欢教书，也愿意下功夫，把书教好。对佩雷尔曼，我可以理解他，他只喜欢数学，对世俗许多东西看得淡，据说人也很有正义感。他拒绝领奖的细节我不清楚，虽然我觉得他没必要不去领这些奖，但他坚守自己个性这一点，是我佩服的。

发现与乐趣

2018年7月3日，张益唐本打算去观看一场朋友指挥的音乐会排练。出发前他在科罗拉多州朋友家后院踱着步，希望等到朋友曾在院子里见到的小鹿。鹿没来，素数间有界距离难题的解决思路却忽然不期而至。

安静地独处，是张益唐生活的常态。有人问他每周7天愿意拿出多少时间与人交往，张益唐的回答是“半天”。当讲师的2019年中，他大多数日子像上了发条，很单调地重复着。他不喜欢开车，在校外几公里外租了间公寓，每天坐学校巴士往返。每周教课约6小时，其他时间，他大多一个人待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有时在走廊或户外散步、思考。他通常只用简单的纸和笔工作，但他的意识却在复杂的世界里恣意徜徉。他说数学非常纯粹，有着很强的、很有内在性的美，这种美，只能身在其中才能体会。

记者：你的论文是关于数学史上一个经典难题：孪生素数猜想。这是数论领域的难题。作家徐迟曾引用陈景润高中数学老师的形容：“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你的数学研究之路也经历过方向的转换，但为什么数论对你一直有着最强的吸引力?

张益唐：从小我的兴趣就在数论方面，我相信有这个兴趣的人很多。因为数论本身的确是比较吸引人的。它的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挑战程度上又非常大，许多历史悠久的难题现在都没有解决。

记者：你似乎更偏爱挑战重大的难题。还是博士生时，你就以著名难题“雅可比猜想”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为什么大的难题对你更有吸引力?

张益唐：可能跟个性有关吧。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东西，因为没有挑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记者：在你之前，来自美国、匈牙利、土耳其的三位数学家多年合作研究孪生素数猜想，但走到最后一步，却怎么也跨不过去。他们在文章里说，看起来才一根头发丝的距离，却很难解决。其中一名科学家说他以为他这一辈子见不到这个难题的解答了。你不在乎“卡壳”的时间吗?这些超级难题，可能让人搭上一辈子的时间却进展寥寥。

张益唐：我不给自己设置期限，出不来没关系，继续做下去。但选择方向也需要有所判断。我会选择那种有意思又有希望做出来的东西。我是2019年投入到孪生素数猜想研究的，之前同时思考好几个难题，但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希望做的，自己有跟前人不一样的一些想法，于是我就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了。

数学与教育

读小学时，张益唐花了六角五分钱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分册，第一次读到了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从此迷上了数学。1971年，回上海看望外婆的他在书店买到一本薄薄的书，上海复旦大学夏道行写的《π和e》，这本书又一次强烈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兴趣。快20岁时，他进了北京制锁厂当工人，开冲床，业余时间看数学和各种书。四年后，23岁的他如愿考上北大数学系。

记者：你受过系统的数学教育，经历过中西方不同的教育环境，这些教育经历对你成为一流数学家有怎样的影响?

张益唐：正规的数学训练很有必要。好的基础训练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将来思维的习惯，可以帮助克服轻率，至少会很严谨。

记者：离开任教多年的新罕布什尔大学，你提到其中一个原因是那里缺乏好的学生。就数学这一学科而言，好的学生是怎样的学生?

张益唐：我原来任教的大学虽然也设有博士专业，但不是研究型大学，学生大多读完硕士学位后就去中学教书或做别的工作了。做研究的话，还是研究型学校机会更多点。我现在工作的大学研究条件好，可以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我正在物色我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目前已物色到一两名，还没有正式开始。我在招学生时，比较强调一个东西：专注。可以长时间专心致志地做数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即便专业的底子有些地方不足，学生都具有可塑性，还有机会补足。

记者：要成为优秀数学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张益唐：天分起的作用比较大，如果缺乏这个，可能会难一点。但是，天分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也难有明确的界定。做数学研究，只要有一定基础，天分不足的也能做。相比较天分，专注和坚持更重要。

记者：你成名、获了很多奖之后，工作及生活的状态有什么改变?未来有什么计划?

张益唐：这几年我每年至少回国一次，有很多大学、科研院所邀请我讲学交流。中国数学总体上迅猛地往前发展，尽管也有些比较浮躁的东西，比如成果没出来先吹得天花乱坠，但整个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势头很猛，挡不住。出名后生活比以前热闹，有时会渴望回到相对安静的状态。在美国这边，我每周讲课6小时，其他时间都可以自由做研究。最近一直比较关注“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我不会给自己设定时间限制，会一直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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