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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陈叔通

陈叔通(1876-1966)名敬第，浙江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人，1876年8月7日(清光绪二年六月十八日)生。父亲陈豪，优贡出身，诗词书画有一定造诣，先后任湖北房县、应城、蕲水、汉川等县知县。

陈叔通幼承家教，聪颖好学，1893年17岁进学为秀才，并对古文词赋绘画打下一定根基。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痛心疾首，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康有为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公车上书”，主张变法，对陈叔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变法，随后接连颁布几十道改革的诏令。对此陈叔通很是兴奋，认为“维新万口说津津”，对振兴国家寄予很大的期望。但出乎他的意料，维新变法仅仅103天，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将维新领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人杀害。陈叔通受到很大的刺激，曾作诗悼念被害的六君子，写有“嗣同天才轶荡，为六君子魁杰，未留身以有待，惜哉”的文句。

戊戌维新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6月，陈叔通参与创办《杭州白话报》，并任编撰，以“开民智”、“作民气”为宗旨，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扬社会改良，主张君主立宪。他本来无意于科举，由于父亲的严命，于1902年参加乡试中举，次年往北京参加会试，中癸卯科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点翰林，并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他的抱负不在个人的金榜题名，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日益强盛，为寻求救国的途径，毅然放弃已有的荣耀，于1904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和法律。此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极力宣传介绍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并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如何对待民族革命等问题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论战。陈叔通受梁启超等君主立宪派思想的影响，希望中国也能像日本一样，走维新道路。同时，也开始接触同盟会人士的革命思想。

1906年陈叔通从日本学成回国。他根据日本法政大学讲义，编写《政治学》和《法学通论》。当时国内各种反抗活动风起云涌，反外国人教会的斗争、抢米风潮接连不断，使清朝统治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清王朝为进行垂死挣扎，于1907年8月上谕“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接着下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咨议局。次年宣布要在九年内完成立宪的准备工作，以安抚加紧请愿活动的立宪党人。1910年10月，资政院成立，资政院议员分钦选和民选两种，各100名，民选议员由各省咨议局推定。陈叔通当选资政院民选议员。由于资政院不过是清廷用来装点门面的御用机关，议决的事项均须“具奏请旨裁夺”后方能生效，对此，陈叔通并不对资政院抱有多大的希望。1911年4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用以欺骗人民，使陈叔通看到清政府对宪政问题决不会有丝毫诚意。这年5、6月间，直省咨议局联合会召开14省咨议局议长会议，为加强立宪派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组织宪友会，陈叔通成为宪友会的一员。该会为立宪派政党中的激进派。

他同时还参加陶成章组织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光复会，思想由主张宪政而倾向革命。此外，他为振兴中华，先后创办杭州第一所女子学堂杭州女学(即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前身)，并为上海合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辛亥革命爆发，陈叔通在浙江参与了革命派和立宪派合作进行的起义和独立运动。1912年1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被陈其美串通蒋介石暗杀，陈叔通即和黄群发起成立民国公会，4月初在上海正式成立，提出政纲4条：(一)保持中华民国之统一;(二)建设健全之中央政府，应世界大势，以促民国之进步;(三)建立健全之舆论，保证民国之民权;(四)扶植国民经济之发展。该会成立不久，陈代表民国公会于5月上旬与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社党、国民党(非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立的国民党)代表在上海会商，作出联合组成共和党的决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政纲为：保持全国统一，采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顺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共和党在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中，与民主党、国民党(由同盟会和其他政党合并而成)展开激烈竞争，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当选为国会议员。此届国会国民党取得多数席位，代理事长宋教仁希图组织政党内阁，对一心想获得独裁地位的袁世凯造成威胁。1913年3月，袁派爪牙将宋教仁暗杀后，于5月收买民主、统一、共和三党议员，合组进步党，以对抗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该党一度为袁世凯所利用。同年11月，袁下令解散国民党，非法取消其议员资格，进步党议员发现袁的企图，先后提出质问书，指斥其以命令取消议员，侵害国会法定权限的行径。次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议员职务非法解散国会，陈叔通的议会活动终止。5月，袁世凯废国务院官制，在总统府设政事堂，陈叔通历任政事处礼制官、编纂、《民国公报》主笔。同年冬，袁世凯加紧帝制自为，想收买陈叔通为己用，派人以每月600元的高薪收买，陈不为所动，并参加进步党议员的倒袁活动，以梁启超为首，陈和黄群、陈国祥、蹇季常四人为进步党内的反袁重要人物。

1915年陈叔通受张元济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继续关心和参与反袁活动。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宣布取消帝制，并在羞愤中死去。陈叔通以为从此国家可望振兴起来，面对的现实却与他的愿望相反，从此而来的军阀混战，又使他陷入迷惘，而发出“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的沉郁感慨，也就不再过问国事，一心协助张元济经营商务印书馆，负责增设新馆及建立制度，使得商务的出版事业蒸蒸日上。1922年，陈担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至1926年辞去董事职务，往浙江兴业银行担任驻行董事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于1907年，总行先设杭州，后迁上海，1925年起在总经理徐新六的精心谋划下，信用昭著，业务发展，与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合称为有名的“南三行”。1927年后，该行面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新官僚资本的双重压榨，陈叔通协助徐不断开辟新的业务，在夹缝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取得成效，继续在商业银行中保持领先地位。

陈叔通自幼酷爱书画的收藏，历数十年。杭州孤山多梅，名闻天下，他曾说“梅花的品格很高、耐寒、有骨头”，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身做人的标准，广为搜集梅花画。蒋介石为拉拢社会上名流，多次派吴鼎昌邀请陈叔通到南京担任政府要职，均被他谢绝。他曾向友人表示：“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并在一首咏严子陵的诗中表述自己的襟怀：“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他既不愿意随波逐流，又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只好在书斋门楣匾额上题名“有所不为斋”。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叔通面对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忧心忡忡，感到自己再也不能“有所不为”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募捐活动，支援第十九路军的抗战。但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仅与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且在华北地区对日军的侵略步步退让。陈叔通对国民党当局感到绝望，他在一首《记石》诗中写道：“相携北而南，中历几桑海。国破此独完，盆盎发光彩。”他把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蒋介石都看作是一丘之貉，唯有保持自己的人格光彩。但他看到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也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1935年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之后，上海各界人士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于1936年1月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陈叔通虽没有直接加入，但他与救国会领导人经常保持联系，给予支持鼓励。

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退让，招致卢沟桥事变发生，陈叔通极为愤慨，写下《卢沟桥行》一诗，指责当局“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他和张元济、项揆一等参加募捐劳军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日伪看中他是清朝翰林，又是日本留学生，企图拉他出来担任上海维持会会长。他在汉奸和日军头目的轮番诱迫下，断然拒绝，处境十分危险，在无法脱离上海的情境下，只好在友人家躲藏，为保持自己的名节历尽艰辛。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而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竟然不顾全国人民的愿望，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准备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等52个团体，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陈叔通积极参与，为筹备委员之一。5月5日，该会宣告成立，提出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建立联合政府等17项主张。为阻止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推举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等十人为和平请愿代表赴南京请愿，6月22日，上海各界人民5万余人往车站欢送，并举行示威游行。当晚，代表团一行抵达南京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围攻殴打，酿成“下关惨案”。陈叔通闻讯，极为悲愤，热情慰问马叙伦等受伤人员。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发动全面内战。陈叔通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积极投身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的行列。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定期在包达三家中举行双周聚餐会，以这种形式讨论时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传达人民解放战争的信息。周恩来曾到聚餐会讲话，使陈受到很大的鼓舞，坚定了他拥护和跟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心。

中共代表团撤离后，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派员参加这个聚餐会，陈叔通成为聚餐会中最活跃的一员。此时他虽靠出售部分家藏书画贴补家用，还是尽力向友人募捐用以接济青年学生及遣送学生投奔解放区。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惶恐，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酿成“五二○惨案”。上海警备司令部以莫须有的罪名肆意逮捕大批学生。陈叔通受上海各大学教授联谊会负责人张志让、沈体兰等人之请，出面营救。他亲自起草抗议书，与张元济、唐文治等九位著名老人联署，分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上海市长吴国桢、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同时向上海各界发布呼吁书，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迫使国民党当局将被捕学生释放。同年暑假，上海各大学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将30多名支持、同情学生正义行动的教授解聘，使这些教授生活陷入困境。陈叔通立即商请张元济，请他以董事长名义，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之名，拨出一笔款项，按月补助给生活有困难的教授。

这年夏季，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形势起了根本性变化，蒋介石为镇压和平民主运动，于10月间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被迫潜赴香港活动。陈叔通留在上海，与在港友人保持经常联系，尤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马叙伦秘密通讯最多，相互研究对时局的对策。当时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以同乡关系致函陈叔通说：“我已两次把你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勾去。今后你再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陈反而托人捎口信答复说，“我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否则将无好下场。”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双周聚餐会上，陈叔通率先表示拥护。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工作人员邀请陈叔通到解放区共商国家大事，他欣然接受。同年11月，陈秘密离上海前往香港，行前嘱咐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项叔翔，要他“把银行保护好，并联络同业，为解放军进城后接收工作做好准备”。1949年1月，陈到达河北省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商国家大事，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地点应在北京，新中国的国号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并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历。这年5月上海解放，陈叔通于6月10日回到上海，与荣毅仁、黄炎培、盛丕华等发起成立上海各界劳军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宵旰勤劳，处事深入细致”。9月往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以全国工商界首席代表名义，在新政协第三天的大会上发言，号召“全国工商界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力的一个单位”。在这届会议上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0月1日，陈叔通出席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他把新中国的诞生看作是自己的新生，用明朗、豪放的调子，为新的生活放声高歌：“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乐观便是延龄诀，翻笑秦皇妄学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叔通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至第三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至1956年，接连三次作为代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1962年4月，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三次会议上作常委会工作报告。晚年将他数十年精心珍藏的书画，包括《百梅图》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66年2月1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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