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年来，凡是有校园的地方，尤其是大学比较集中的城市，都会有校园诗歌的存在。这是谁也不会持有异议的事实。可以说，作为校园文化的主体部分，校园诗歌是与青春、浪漫、乡愁、情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因素，正是编织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养料。换句话说，校园诗歌的蓬勃生命，使得校园文化不至于流于宏大、空泛，而变得具体、细致、动人，成为一代代学子许多年后仅存的集体“记忆”。
在谈校园诗歌之前，有必要先谈谈什么是校园文化。广义地看，校园文化是社会大众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是社会文化中最为敏感、热情和激动的因子，代表着前者的情绪走向和历史态度。因为学生来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他们身上，不可能不延伸着社会的各种因素。然而，校园文化与社会大众文化又是不能简单地同日而语的。这是因为，大学是精英文化的堡垒，它对学生不仅负有传播学术（即人们所说的“知识”）的任务，而且还负有传达思想和陶冶精神的重要使命。所以，狭义的校园文化在我看来，它比社会大众文化更强调精神思想层面的内容，更容易拒绝世俗、琐碎的生活，而倾心于拥抱抽象的、形而上的、纯精神的思想情感—尽管这在成人的世界看来是极其幼稚、可笑和不务实际的。
在此基础上，构成了校园文化或说校园诗歌的一成不变的主题和审美规范，确切地说，这就是“情愁”和“乡愁”。这些年，我走过不少大学，也应邀参加过许多大学的“大学生诗赛”。我发现，虽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大学生写诗，与八十年代在取材、抒情方式上均有很大不同，但文学母题却几乎一直没变，仍旧是爱情、乡情这两大题材。我们知道，它们也是校园文化中的中心话题之一，大学教育在中国出现以来的一百年间，这两大话题可以说是生生不息，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的。前不久，我在一所著名大学的诗歌朗诵会上，听到学生在那里表演一个诗剧，内容跟爱情有关。舞台上，那些在我们这些中年人看来十分天真幼稚的剧情，居然被几个学生演绎得那么投入和动人，而且台上台下还发生了热烈呼应。说老实话，最后我也被感动了。为什么呢？谁没有过青春、幻想呢？而对大多数校园诗人来说，他们的学生时代，就是他们的青春时代，诗为青春、爱情而歌，青春和爱情因为有了诗的存在而焕发出更为异样和持久的光彩。所以，他们的诗是他们生命的真实写照，这些主题和题材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因为没有比以生命为底色的文学主题和题材更为真实的了。再一个是诸多的“怀乡”和“怀人”之作。学生诗人，尤其是出身乡村的人，当他离开熟悉的故乡来到陌生的大都市，一开始是很失落的。不光有生活的失落，更多地是精神的失落。徐志摩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再别康桥》，它之所以传布深远，令人久读不厌，就在于诗人在陌生的英国写下了他对中国—也就是广义的故乡刻骨铭心的怀乡之情。于是，“怀乡”或“怀人”成了学生诗人精神缺失的填充，也成为他对城市文明的抗拒—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自称“乡下人”的作家作品一样，在他们的诗歌中，乡村的道德水平往往是高于城市文明的道德水平的。于是，一头老水牛，一架水车，一个老农的背影，父亲、母亲或者中小学老师的辛苦操劳，经常成为他们所歌咏的题材。当然，随着更多同学适应、甚至喜欢了城市生活，上述“追忆”就变得不再那么强烈，它们在自己创作中的价值也会随之降低。
再从更大的视野中看，校园诗歌不仅是一种典型的校园文化现象，也是中国新诗史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的学生文学社团中就曾涌现出不少的学生诗人，例如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等。后来，他们又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代表性诗人。同样，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在大学开始诗歌创作的人，现在已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佼佼者，有的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王新、西川、海子、于坚、韩东、张曙光、臧棣、西渡等人。但值得指出的是，校园诗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实际有“校园内”和“校园外”两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读书期间和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后，他们所承载的校园文化，所创作的校园诗歌，在风貌、风格上是有着很大的差异的。上面说到的二三十年代的校园诗人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校园诗人，情况大致都一样。就读期间，比较关注个人情感和对故乡的歌咏，而在毕业之后，则更注意更为广泛的社会人生问题。
在上述意义上，校园可以说是永远的校园，校园诗歌则可以说是永远的校园诗歌，它们可能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某种变异，但其主题和题材，艺术表现手法等，却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当代中国的校园诗歌，走过了二十年并不平坦的道路，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它丰富和扩充了校园文化的审美空间，同时也为中国当代诗歌贡献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在我看来，这就是校园诗歌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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