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为了打破旧世界的牢笼，五四先贤们喊出了“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口号，希望通过文化的变革来改变国民的思想。其中，尤以胡适在推广白话文上最为不遗余力。

在一次课堂上，学生质疑白话文不如文言文，起码不够精炼。胡适立刻举了个例子，有朋友邀请他去担任某个职务，但他不想去，怎么回复？学生用文言文拟的回复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适微微一笑说：我只要5个字，“干不了，谢谢。”这个回答虽然不无瑕疵，却一时成为美谈。

但是没想到，百年以后，国人又迎来了一次白话、文言之争。这次的起因是新版“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启用，教材最引人关注的变化之一是古诗文篇目的大幅增加，这是白话文兴起后百余年来，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

对此，有人认为，现代人使用的是白话文，没有必要再学习文言文了；而另一方则认为，文言文才是更完美的语言，还应大大提高在教材中的比例。

但是，这种将文言文和白话文完全对立起来的思路是否有必要？实际上，文言文和白话文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言文源自古人的口语，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变更新，满足着不同时期人们的书写要求；白话文则脱胎于近代口语，同样也随着实际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成为现代人的表意工具。它们使用着同样的文字，传承着同一种文化，表达着同一个民族的所思所想。

当然，两者的区别也确实很大，也有着各自的优缺点。比如文言文精炼、成熟、优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这“精炼”肇因于古代书写材料的稀缺和昂贵，也带来了表意模糊、歧义过多、逻辑性不强的缺点。

而白话文则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还不甚成熟的语言，它正随着时代的变化，大量地吸收各种语言的优秀部分，包括外来语、文言文、各地方言口语等等。但无论如何，白话文成为现代中国人使用的主要语言，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陈平原先生曾说过：“很难设想现代中国人能用二千年前的概念和句式来准确把握世界并表达现代人复杂的内心感受。”

所以，既然我们不能无视几千年的历史，不能丢弃灿烂的古典文化，那就必须学习文言文；既然我们要用白话文熟练地沟通交流，那就必须学习白话文。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应该既能欣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静谧，也能享受“秋天哐的一声来临/清辉给四壁换上宇宙的新玻璃”的空灵。它们并不互相矛盾。

更何况，语言也影响着思维模式，多学一种语言，可以扩大自己的词汇量，拓宽自己的思路，总是不会错的。当然，文言文和白话文在教材中应该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如何掌控，理应由语文教学专家来研究决定。

事实上，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大师们把白话文和文言文完全对立起来，是出于革命的策略。而现在已经不是上个世纪初那种改天换地、剧烈变革的时代了，何必再把两者针锋相对起来呢？说到底，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它的基本作用是表达意义。而中小学语文课的首要目的，也应该是教会学生熟练准确地使用汉语。

所以，更应该把关注重点放在语文教材所选的，是否是真正的优秀文本。如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伪经典，那么这样的文言文不选也罢；而多年来被传诵的白话文经典，它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当年林纾用文言文翻译西方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依然能一纸风行，洛阳纸贵，这说明语言形式固然重要，但精纯的语言能力和优秀的内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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