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声入耳小星孤 -读朱东润先生《杜甫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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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志耀

近来又喜欢读郑谷的诗,郑诗格调不高,但轻灵脱俗,佳句时现,值得赏玩。前几日,读到了其《中年》,最后一联尤令我“戚戚”:“衰年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今天的诗人是不幸的,没有经历过时代的动荡,如何有波澜壮阔的诗文。今天的诗人又是幸运的,可以安然书斋中,享受安闲的生活。我亦是人至中年,方将二十年前学过的古体诗词拾起,重填起来。不过,聊以自娱罢了。

写了几首诗,就情不自禁地翻出旧书,读完了朱东润先生的《杜甫叙论》。有关杜工部的传记读的不多,仔细一搜罗,不过寥寥几部:闻一多先生的《杜甫》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以及小时读过的马昭的《草堂春秋》。不过,《杜甫》未完,《李白与杜甫》重点谈诗,《草堂春秋》则重点谈杜甫的成都生活,唯有朱东润先生的这部书全面展现了老杜的一生,读完之后,方可真正比较一下几部书了。

朱先生称此书为“叙论”,主要因为中国古代的传记本来称为“叙”,“‘叙论’的本决就是评传”,这本书“对于杜诗的发展讲得较多,实际上是杜甫的评传”,故称为“叙论”。不过,此书自然不仅仅停留于杜诗中,作者还回顾了其生活年代与背景,意图从时代的高度解读杜甫的一生。我认为,人物传记绝非是对人物生活历程的简单回顾,而是要展现人物最浓墨重彩的生命精华。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以音乐彰显贝多芬的搏斗,以艺术诠释米开朗基罗的挣扎,以小说浓缩托尔斯泰的痛苦,就是最典范的例子。真正优秀的传记,在展现人物生命光华的同时,还能够展现时代的风貌,恰如傅雷先生在《名人传》译稿之前所言:“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以此为标准判断,闻一多先生与朱东润先生的杜甫传记,都接近了这一标准。他们立足于杜诗,解读其生命的价值,回顾了时代的影子,而郭沫若与马昭的传记则只能是一堆垃圾了。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实际上唯有李白部分可看,虽然其中也不时夹杂了一些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毕竟全篇的重点在考察李白的一生,凭借他丰厚的文史知识,内容大致也有可观之处。而杜甫部分,则重点在解诗,而且是以极其教条、极其低劣的观点来批驳杜甫,于是才会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地主在咒骂贫穷的儿童,《石壕吏》表现了不抵抗的奴才精神之类的奇谈怪论。这的的确确是一堆垃圾,一堆连当反面教材都不够的垃圾。马昭的《草堂春秋》可无可称之处,他写得不过是一部历史小说,却非要拉上阶级关系。于是,黄四娘把明清的“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改头换面之后拿来使用,只是作者忘了,唐代时白银还根本没有流通。一个杜诗中出现的人名,就这样成了苦大仇深的阶级姐妹。最恶劣的是,他把早已被别人否定的内容拿到小说,例如人们攻击张巡杀民守城,以百姓的生命堆砌自己的军功。这早在千年前就被韩愈批驳过,居然被他当成奇货来贩卖。高适、严武这些在杜甫心目中高大的形象,并且也确实给予其许多帮助的名人,在他的笔下都成了唯利是图、冷漠无情、杀人成性的官僚、军阀。有阶级观点没错,但不能以这种观点强行改造古人的生活。我如果不是在小时候读过《上下五千年》、《资治通鉴》少年版之类的书籍,真就要被他骗了。由此来看,这两本书最好搁在书架的最顶层,让孩子们拿不到最好。否则一旦形成印象,那就很难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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