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究

 

学习本文，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是文章的中心论点，二是课文的思想内涵。

 

第一个问题：语文学界早两年争论的焦点是文章有没有中心论点。传统的和现行的教学参考书都认为有，中心论点是“古之学者必有师”。文章起始提出中心论点后，便指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第二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此段分三层，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对比，批判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第三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第四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本文写作的缘由。

 

但是，有许多语文教师不同意上述分析，认为本文没有中心论点，只有中心论题。论题就是题目，说说从师的道理，文章自始至终围绕这个论题展开论述。第一段从正面说明，提出自己在师道问题上的三个观点，即“学者必有师”（不是“古之学者必有师”。“古之学者必有师”是一个事实，用来证明“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三点的关系是，第一点说明学者为什么要从师，第二点说明学者的“师”是什么样的“师”，第三点说明学者的“师”在哪里。这三点构成了韩愈的师道观，它们之间是一种紧密关联的并列关系。而与之相应，作者在第二段指出当时的士大夫在师道问题上三点“惑”，对它们的分析批判，目的是为了从反面论证上述三个观点。驳斥 “耻学于师”，证明了第一点，说明学者从师的必要性；驳斥 “于其身也，则耻师焉”，证明了第二点，进一步明确学者需要什么样的老师；驳斥“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耻相师”，证明了第三点，强调从师必须“无贵无贱，无长无少”，坚持以能者为师。第三段和第四段则用事实证明上述三个观点。第三段用大圣人孔子从师的事实证明第一段的“古之学者必有师”、第二段的“古之圣人……从师而问焉”；用孔子从师不分门派、不分贵贱、不分贤否，以能者为师的事实证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四段现身说法，证明师道之可行。

 

对于课文的中心论点，本书采用了后种说法。你认为上述两种说法哪一种较妥，为什么？

 

第二个问题；本文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而且深刻，文中有许多至理名言，比如“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深刻全面地阐明了教师的职责，至今仍然是衡量一个优秀教师的重要标尺。又如“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一直指引着人们不计地位高低，不拘年龄大小，以能者为师，虚心学习。

 

但是，你读《师说》，不能只停留在对文字的欣赏，也不能只是隔靴搔痒学点皮毛。我们常常说，为了坚持真理，为了振兴国家，要敢做出头鸟，敢当弄潮儿。但是，“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能耐啊！要知道，我们民族的传统是专打出头鸟的！

 

但是，韩愈却做了出头鸟，当了弄潮儿！《师说》是韩愈射出的一支响箭，是他扔出的匕首和投枪，是他向当时的权贵和时俗发出的一道战书。你读《师说》，必须潜入到文字的背面，文章的深处，听出它的厮杀声，嗅出它火药味，方能学到韩愈的胆略和勇气。你有这样的听觉和嗅觉吗？请说说自己的感受。 

 

探究思路

 

第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为了理解中心论点在文章的地位和作用，理清文章内在的逻辑关系。

 

中心论点，是作者在文中说明或证明的那个中心观点，作者无论是摆事实还是讲道理，都当是围绕这个中心观点而展开。“古之学者必有师”不可能是《师说》的中心论点，有这种说法的人是受定向思维的限制，因为一般的议论文都是开篇见山，一提笔便点出中心。如果说这是中心论点，那言下之意是有人不承认“古之学者必有师”，因此文章应当围绕这样的思路展开：古之学者是不是有“师”呢？古之学者为什么“必有师”呢？古之学者有什么样的“师”呢？显然，《师说》全不是这样的，那种把“古之学者必有师”定格为中心论点的说法，没有揭示文章内在的逻辑关系。本书认为《师说》没有中心论点，只有中心论题，作者先从三个方面阐明他有关“师道”的观点，接着对应批驳了当时人们在“师道”问题上三个糊涂观念。作者引述孔子从师的事实，是为了证明“古之学者必有师”，既然古之学者必有师，因此（今之）学者也当必有师。所以，“古之学者必有师”不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只是作为一个论据，用来证明“（今之）学者必有师”。

 

第二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要结合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

 

韩愈生活的时代，从皇帝、王公大臣到地方官吏都信奉佛教，而韩愈却以辟佛为己任，在《师说》中大肆鼓吹传儒家之道，授六经之业，公开与皇帝老子唱对台戏，这本身就冒着很大的风险，需要很大的勇气。达官贵人自以为是无师自通的天生龙种，韩愈却胆大包天，将他们统统斥为愚人。韩愈大声吆喝:“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你们“惑而不从师”，所以“愚益愚”。自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盛行，重门第，严士庶，韩愈却反其道而行，提出“无贵无贱”“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当时代表封建秩序的师道尊严盛行于世，学生对老师只能唯唯诺诺，而韩愈对此予以当头棒喝：“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把那一套封建礼都教和封建秩序，砸得个稀里哗啦。韩愈不仅在理论上与权贵们抗争，而且还“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在行动上扯起从师的大旗，与权贵们分庭抗礼。为此，韩愈遭“群怪聚骂”，“以是得狂名”，受到统治者百般诋毁攻击，还多次被贬谪发配。如柳宗元说：“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但是，韩愈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他在晚年上《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差一点掉了性命，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一家人皇皇从长安逃难，小女儿也惨死途中。面对弥天大祸，韩愈慷慨陈辞：“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现了刚直不阿，至死不渝的决心。

 

读《师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字里行间读出韩愈的这种骨气，这种硬骨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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