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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人物简介：曾琦

曾琦(1892-1951)原名昭琮。长大后因倾慕韩琦之为人，改名琦、字慕韩。1892年9月25日生于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的一个富裕的官宦家庭。其父曾友三，清朝末年在广西做小官，因而全家迁居桂林。曾琦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1908年春，曾琦考入桂林中学堂读书。不久，其父母相继去世，遂与其兄变卖了家业。扶双亲灵柩返回四川祖籍。1909年春，曾琦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王光祈、魏时珍、周太玄、李颉人等人同学。后转入法政学堂读书，并利用课余时间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因而小有名气，曾被《成都商报》聘为主笔。辛亥革命前后，曾琦曾经执笔于《商会公报》、《四川公报》，并在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群报》等。

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3年7月，四川国民党人在重庆集会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8月成立四川讨袁军，推举熊克武为讨袁军总司令，杨庶堪为四川民政部长。曾琦遂赶赴重庆，追随熊、杨参加讨袁战争。四川讨袁军分两路进攻成都，但因寡不敌众，终遭失败。曾琦在讨袁之役失败后潜回隆昌。1914年，曾琦到上海，进入震旦学院学习法文，与同学左舜生、李璜等关系较深。

1916年春，曾琦东渡日本。他先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秋后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宪法及行政法。在留学日本期间，曾琦与易君左等二十余位留日学生创办“华瀛通讯社”，为国内的多家报刊撰写稿件，提倡国家主义。

1917年7月，张勋导演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康有为也参与其事。当时曾琦正在日本房州避暑，他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劝梁启超慎重行事，继续提倡国家主义。

1918年夏，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罢学回国。曾琦哀叹“人生最不幸之事，莫过于中途辍学”，但还是激于民族大义，于6月25日回到北京。

回京后不久，他就与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经多方筹备，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确立“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此后不久，曾琦离开北京，到上海编辑学生救国会主办《救国日报》。在此期间，他还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易经要旨》和《国学大纲》等。

曾琦对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抱同情的态度，认为“国家前途一线光明，全系于此”，但并未投身这场运动。8月下旬，曾琦从上海乘船去法国留学。在法留学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与李璜、周大玄等人组织巴黎通讯社，并充当上海《新闻报》的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讯稿件，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少年中国学会在五四运动后开始分化。李大钊等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曾琦则反对李大钊等人的革命主张。他从法国写信给左舜生，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是纯粹的学术团体，只能允许个人发挥其专长为社会活动，不能允许个人为政治活动。他还在给王光祈的信中表示，要“研究蒲鲁东学说，择要撰述稿件寄回国内”，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的传播。

1923年12月2日，中国留法学生的左翼团体---中国青年党在巴黎部区玫瑰村成立，曾琦被选为党务主任。会上通过了曾琦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其宗旨是：“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曾琦在《宣言》中宣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与中国国情不符。次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曾琦被选为委员长。

曾琦不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他曾经指使其党徒邬刚如盗窃了一份中共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文件，然后拿着这份文件去见旅法的国民党人王宠惠、蔡元培、顾毓等。他又托国民党右派谢持的女婿曹任远，将那份文件秘密转交谢持，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供证据。曾琦回国后，曾经与谢持约定“内外夹攻”，反对国共进行合作。

1924年9月，曾琦与李璜、张梦九一起回到上海。他先后任教于大夏、同济、法政、学艺等大学，积极从事青年党的活动。10月10日，曾琦与左舜生、李璜、张梦九、陈启天、余家菊等人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党报。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曾琦连续在《醒狮》上发表文章，宣扬国家主义，反对马列主义，辱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决定北上“共商大计”。离粤前夕，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两项主张。段祺瑞则提出召开善后会议加以抵制。因此，在1924年下半年掀起了一个国民会议运动。曾琦反对这场运动，甚至认为是有人“乘机煽动、别有用心”。孙中山在北上途中经过上海，曾琦由谢持介绍，晋见孙中山。他却劝孙中山中止联俄联共，两人辩论良久，最终不欢而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曾琦此时更加反对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他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使得国民党不但失去了海外华侨的同情，也失掉了绅商阶级的同情，“遂致已入党者时起冲突，未入党者裹足不前”。

五卅惨案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迅速推向全国。曾琦对运动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他在《醒狮》周报上公开主张，工会应该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参加其间”;工会的一切言论观点，只应该以拥护工人本身利益，及提倡工人爱国为限度，“不宜让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宣传赤化;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宜轻用罢工的手段。

1926年夏天，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随着北伐战争的兴起，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曾琦等人所鼓吹的国家主义不断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揭露和批判，许多青年纷纷声明脱离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派呈土崩瓦解之势。

曾琦反对北伐战争，他认为北伐战争“不唯无直抵黄龙之望，抑且有根本动摇之忧”，他甚至“敢断言其必败”。但是，他的预言被北伐军势如破竹的军事行动击碎。北伐军所到之处，撤除了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曾琦对此不能容忍，掀起了一个所谓拥护“五色国旗”的运动。他组织成立“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发表“保护五色国旗宣言”。

曾琦曾一再要求国民党蒋介石结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北伐战争开始前夕，蒋介石向共产党进攻，提出“整理党务案”。曾琦在《醒狮》上公开鼓动蒋介石，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用武力排斥共产党”。北伐进军途中，曾琦宣称，希望国民党“毅然开除共产党，以免内起萧墙之祸，外贻赤化之讥”。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国内进步人士多方奔走，积极设法营救。曾琦此时也在北京。他非但没有设法营救昔日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友，反而“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袖，杀了他，共产党的势力必将消灭，“机会不可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改变，屠杀共产党人，曾琦对此非常赞赏，同时还提醒蒋介石，仅仅罢免“一二高级军官，逮捕三数领袖人物”，是不可能制共产党于死命的。

但是，蒋介石背叛革命，是要建立其独裁统治。他不仅屠杀共产党，也不承认青年党的合法地位。所以，在四一二政变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琦不仅继续反共，同时也反对蒋介石的一党专政。

1927年9月，曾琦去日本。不久，第一次下野的蒋介石也来到日本。

蒋的陪同人员陈铭枢曾住在横滨与曾琦会晤，试图调解国民党与青年党的关系。但蒋介石只允许青年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承认青年党在国民党外的存在，因而调解未能成功。1927年冬，曾琦返国，先后去北京、香港、天津、山东等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曾琦代表青年党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一文，主张政党休战，一致抗日，并表示青年党将停止对国民党的革命行动，停止对国民党的言论攻击。蒋介石召集国难会议时，也邀请了曾琦等青年党领导人。但由于曾琦等人对会议的内容、地点、仪式等有意见，所以未出席。

1934年10月，曾琦寓居湖南。适值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曾琦积极策动湖南、广西、四川的军阀势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策动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等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6年前后，曾琦与蒋介石有比较紧密的联系。是年冬，曾琦、李璜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劝蒋不要去西安，防止张学良、杨虎城的“腋肘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琦于12月25日从太原致电蒋介石进行慰问。认为蒋的获释是“积旬日之呼号，动十万之师旅”的结果。1937年1月8日，曾琦到浙江奉化面见蒋介石，与蒋“长谈两次”，提出了数项建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于7月15日在庐山召开谈话会。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他在次日的发言中，呼吁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曾琦被聘为参政员。

1941年夏天，曾琦到香港。同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曾琦与梁漱溟一起，合办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港期间，日本曾对曾琦进行秘密的劝降活动，汪精卫曾与青年党的骨干分子关楚璞密谈，打算委任曾琦担任伪铨叙部长。香港陷落后，曾琦得到日本驻港领事的保护、并乘敌舰潜往沦陷区上海。汪精卫劝曾琦出任伪考试院副院长，曾没有答应。

1944年冬，曾琦移居日本统治下的华北。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曾琦被蒋介石从太原接到四川，参加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曾琦又当选为青年党主席。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双方签订“双十协定”。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政协会议。他在会上以第三势力的面目出现，极力主张“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

1946年11月，青年党撕下了“在野”与“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国民党组织的伪国民大会，曾琦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曾琦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张君劢等签署“共同施政纲领”，正式参加蒋介石反动政府，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

1947年夏，蒋介石决心“剿灭”共产党，曾琦积极为蒋出谋划策，得到蒋介石的鼓励和嘉奖。1948年元旦，曾琦被授予一等卿之勋章。

1948年3月，曾琦参加国民党的“行宪国大”。4月19日，他代表青年党致电国民党，祝贺蒋介石当选“行宪第一任总统”。会后，曾琦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1948年10月，曾琦到美国，继续进行反共活动。1951年5月7日，病死于华盛顿，时年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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