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说早在一九八一年与查良镛的见面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似乎是透过这位著名报人劝慰六百万香港人，中国已不是那个迷狂、暴力的中国，他们要对回归有信心。不过，直到一九八四年，这个提法才广为人知。这一年，邓小平正站在他个人声望的顶峰。五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正让中国重新恢复活力。从乡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深圳特区，中国内部被压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发。中英联合声明则标志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历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对中国市场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国庆的大阅兵，象征了部分重获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过天安门的拖拉机车队上是“联产承包好”标语，游行队列中的几位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看起来，他的政策代表了中国人所期待的一切——既摆脱之前的压抑与束缚，又要远离种种运动的混乱。

没人能说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切含义。难道之前三十年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毛泽东要摆脱苏联模式、要自力更生，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要寻找独特的中国道路吗?

邓小平的新理论是在强调“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它是与旧意识形态的妥协，还是新变化的开端。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回归正常，追求被压抑多年的欲望。“社会主义”被定义成发展生产力。至于“中国特色”则是改革农村与开放沿海特区。

外来者无法深入这“概念的游戏”，他们寻找简化。西方世界相信中国在经济上正在拥抱亚当·斯密，在政治上则回到了更单纯的国家利益——它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脱钩了，更重要的是它与苏联的界限更显著了。

而在列宁缔造的国家，中国的改革被形容成“中国模式”。早在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就提醒他“向市场的转变可以参考中国方法：仔细考量、渐进，保存混合经济”，而他的总理则希望进行深圳特区式的试验。但是他们不知道或者忽略了中国内部的困境与争吵。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的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造化弄人。当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转瞬解体时，人们纷纷预言北京去日无多。但在热情高涨的实行了一群美国经济学家创造的“休克疗法”之后，苏联与东欧这些新的自由之地却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一个极权时代结束了，自由与繁荣的新世界却没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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