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运动的性质和明治政权的性质：

1．运动的性质
①“革命”说：传统上，我国学术界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说是一场不彻底的、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改革”说：郭宣霖在《日本明治维新性质问题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明治维新是一场变革的观点。樊元等人则明确提出：明治维新是与封建阶级妥协的资产阶级改革。万峰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意义，并带有近代民族民主运动鲜明特点的一次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明治维新过程中没有出现要求给予广大人民参政权利的运动。（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③“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说：蒋立峰认为，说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改革”都不合适，前者只能包括1868年前后的短暂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时期，后者只能概括明治政府前20余年的主要活动，两者都没有把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完整地包括进去。他认为，“明治维新是具有日本特色的进一步、退两步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或称为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2．政权的性质
①“联合专政”说：这是一种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又分两种。一种认为明治政权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另一种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可以附在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一类之中，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吕万和认为，把明治政权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或是资产阶级地主专政的提法含混不清，不能表达明治政权的本质，他认为明治政权是带封建性的特权大资产阶级专政。（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蒋立峰认为，“明治政府通过各项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到1890年前后已使以近代天皇制为表现形式的国家政权转变为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政权，或称半封建的资产阶级政权、封建资产阶级政权。（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1、相同之处：
（1）都是在西方列强入侵、殖民地的危险加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为摆脱困境而实施的变革。（2）都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短时期内移植西方的大机器工业，从办军事工业入手，逐渐扩展到民用工业。
2、不同之处：
（1）虽然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为主要内容，但就其倡导者来说，是在列强大炮的轰击下，不得已而为之，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仍具有强烈的排外性，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虽有抵御外侮的要求，但却没有林则徐、魏源那样的反侵略决心。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仍寄希望于列强，在实践中必然执行一条对外妥协之道。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是摧毁幕府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使日本摆脱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思想的指导下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2）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与封建势力、外国资本相勾结的改良之路，必然失败。而明治维新所推行的政策如“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较彻底地打击了封建保守势力，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

一、历史背景：
1、倒幕运动的成功为维新提供了政治保障。
2、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维新提供了物质基础。
3、幕府统治下，等级森严，社会矛盾尖锐
4、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日本落后于世界
5、西方列强侵入，日本民族危机统治危机加深。
二、基本内容：
1、“废藩置县”，府县由中央派官员进行管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建立。
2、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3、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确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
4、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
5、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
6、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活习俗西化。
7、仿照欧美进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教育体制。
8、仿照欧美，实行义务兵役制，建立新式常备军。
9、1889颁布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但保留浓厚封建主义残余。
三、影响：
1、积极：
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由落后的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政体，并在此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使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
2、消极：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走上了侵略和压迫其他国家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断限和分期：

1、明治维新的断限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治维新的断限存在1853～1877年说、1867～1868年说和1868～1873年说等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在明治维新的上限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即1853年佩里叩关，而对于明治维新的下限却存在分歧。
①“1911年说”：万峰认为，大体上自1869～1911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终完成，这也是明治维新的下限。（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②“1894年说”：吕万和在《日英新约的签定和甲午战争的爆发》一文中提出这一观点，后来他又在《简论明治维新》一文中阐述了理由。（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③“1889年说”：汪森认为，到了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已经完成了把日本改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武安隆等人认为，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日本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和明治维新运动的基本结束；王继麟也认为，从民主性和民族性角度考虑，明治维新只能划到1890年前后，因为此时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联合专政已经确立，国内基本矛盾和对外基本矛盾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2、明治维新的分期
①“两阶段”说：万峰认为，从佩里叩关到1868年为第一阶段，1869～1911年是明治维新的第二阶段，即资产阶级改革阶段。（汤重南：《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对日本史的研究》，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1期）
王晶认为，从佩里来日到废藩置县为第一阶段，从1875年至1890年宪法颁布为第二阶段，即自由民主运动阶段，“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是在第二阶段提出来的。（王晶：《明治维新及其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载《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
②“三阶段”说：蒋立峰认为，明治维新可以分为准备阶段、革命阶段和改革阶段等三阶段。（蒋立峰：《明治维新是进一步、退两步的封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载《日本问题》，1989年第6期）

倒幕运动成功的原因：

万峰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分析了倒幕运动取得成功的原因。国内方面，倒幕派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倒幕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国际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人民使列强无力顾及日本，客观了支持了日本的倒幕运动，同时，西方列强也力图使日本成为其远东的“前哨”，从而使日本倒幕运动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
李家桂、许永璋著文分析了倒幕运动成功的五个原因：
1．幕府的垮台在19世纪中期是大势所趋。因为当时广大人民同幕府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扫除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摆脱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改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维护民族独立等等，都要求推翻幕府的统治，实行变革。
2．人民群众的斗争，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3．资产阶级化的武士起了领导作用。
4．斗争手段和斗争策略的得当。倒幕派打出“尊王”的旗帜，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
5．国际环境有利。伊文成著文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革命形势，既表现在倒幕派势力的日益壮大，又表现在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的日趋高涨，而且后者一直是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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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因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马关条约》（1895）：

项目	内容	影响
①割地	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进一步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②赔款	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巨额赔款	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被迫大借外债，便于列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③开埠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内地
④设厂	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免收内地税	反映列强资本输出的要求，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1、背景：
①根本原因：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转嫁1890年经济危机
②导火线：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2、中日甲午战争经过：
重要战役：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
黄海海战（1894）：日军取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主力尚存
威海卫战役：李鸿章“避战自保”，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3、中日甲午战争结果：
（1）中国为败给日本：
①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
②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态度（主要原因）
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领导者重视发展军事力量，皇室则贪图享受
（2）签订《马关条约》（1895）

4、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1）政治：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中国主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刺激中国救亡运动高涨。
（2）经济：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使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
（3）思想：民族危机加深，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1895）内容记忆方法：

方法1：用顺口溜形式:“割地台澎辽，赔款两亿高。开口有四处，设厂内税消”。
方法2：用字头法结合谐音法记为“哥哥开厂赔两亿两”，
解释:“哥哥”??谐音“割”音，指割地；
“开”??开放四处通商口岸;
“厂”??口岸设厂，内销免税；
“赔两亿两”?赔款两亿两。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后，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魔爪首先伸向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侵台碰壁后，日本于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等特权。1885年，日本乘朝鲜甲申政变(1884年)之机，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年年底，日本创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此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把对中国一战作为首要目标。1892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正规陆军有7个师团(相当于军的编制)共12．3万人，后备兵队10万人，合计共22万余人；军舰达32艘，约6万吨。日本还不断派遣间谍到朝鲜、中国境内搜集情报，秘密测绘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渤海湾的详尽地形。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作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只待制造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日本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

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也称东学道，系秘密宗教团体)起义。5月31日，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清朝和李氏朝鲜有“宗藩”关系)。正在处心积虑寻找挑起战争时机的日本，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6月9日至11日，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二千四百多人先后在朝鲜登陆，部署在汉城至公州一线。于是，日本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派出陆战队四百人入朝，10日公然占领汉城，至16日已有五千余人进驻仁川、汉城一带。这时，东学党起义已趋平息，中朝两国为避免事态扩大，提出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却无理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底驻朝日军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决策集团竭力避战求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7月23日凌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动政变，派兵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两天后，大院君“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中国驻军，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了。

清政府内部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有两种不同说法。
1．不存在和战之争。
这是史学界新近提出的观点。持此说者以夏冬为代表。
夏冬通过对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和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进行分析，认为帝后两党无和战之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清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作者指出：“李鸿章与翁同在战前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作好战、和两手准备，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等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属下的海军在朝鲜与日军接仗”，“李鸿章已在军事上指挥对日作战”；翁同“主张一战”，他的“‘以我兵能胜倭为主’的思想显然高出李鸿章一筹”。黄海之战失利至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态度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翁同态度较前后退了，“只是想免遭国人唾骂而已”。据此，作者认为：“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虽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就要看什么对他们最有利。”
2．有主和主战之争。
这是传统的说法。持此说者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戚其章等。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在日本进攻、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和群众要求反抗侵略的压力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大部分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如翰林、御史等都积极主战。”主战的还有以“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主和派主要是李鸿章系统的洋务派以及恭亲王奕等当权的大官僚”。 戚其章说：“认为帝后两党之间不存在和战之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甲午战争中，慈禧虽曾‘传懿旨亦主战’，并‘谕不准有示弱语’云云，却不能以此就否定她的主和。同样，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在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方面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却不能以此证明‘北洋系的利益与民族利益就有了一致’，他‘已在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于是连他的‘主和派’帽子也就可以摘掉了。”总之，“对后党是否主战的问题，也不应抓住个别事例不加分析就轻率地作出论断”。
范文澜、陈旭麓、林增平、孙孝思等均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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