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读书是要有一点怀疑精神的。孟子说过：“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孟子的话，就是告诫我们不要迷信书本，对于书中所言，不仅不要轻信，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行一番仔细的甄别和思考。戴震是有清一代的大学者，据说他10
岁时，老师教他读《大学章句》，读到一个地方，他问老师，怎么知道这是孔子所说而曾子转述的？又怎么知道这是曾子的意思而被其门人记录下来的呢？老师说，前辈大师朱熹在注释中就是这样讲的。戴震又问，朱熹是什么时候的人啊？老师说，南宋时的人。戴震再问，孔子、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老师说，东周时的人。戴震继续问，东周距南宋有多久了？老师说，差不多两千了吧。戴震于是说，那么，朱熹是怎么知道的呢？老师无言以对。
中国老百姓心地善良，最容易轻信；而历朝历代所推行的愚民政策，也养成了我们轻信的习惯。现在有些粉丝似的读者不允许别人有挑剔的眼光。他们的逻辑，就是你说某某书有问题，你就该自己写一本试试。这种盲目的崇拜，正是人性被异化、被遮蔽的结果。人性本善，这个善，并不单指善良，还有人的知性。而追根究底的怀疑精神正是知性的一种表现。要想成就一个人和一番事业，这点慧根是不能少的。陈寅恪在王国维沉湖之后为其撰写的碑铭中，把它概括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这是发挥到极致的一种说法。戴震则指出：“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他的意思是说，读书人头脑要清醒，别让人家忽悠你，也别自己蒙自己。这也恰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
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
他还说，戴震能成为一代宗师，皆因他在童时期就表现出这样一种本能。
其实，梁启超对于所读之书也是不肯轻信的。他作《王安石（荆公）传》，为了弄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穷究其原因，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了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与《宋史》所记互相参证。他发现，《宋史》记载的王安石变法，有许多不实之词，“
重以入主出奴，谩辞溢恶，虚构事实，所在矛盾”
。这是因为，《宋史》完成于南渡以后的史官之手，元人又因而袭之，其中多为反对党对王安石的诋毁和污蔑，“
其为意气偏激，固无待言”
。梁启超则“
一一详辩之”
，所资之参考书竟不下百种。可见，读书不盲从，不轻信，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初做学问，或容易被别人所蒙蔽，待稍微读了几本书之后，又容易被自己所蒙蔽。既不“
以人蔽己”
，又不“
以己自蔽”
，则怀疑的精神固然重要，而质疑的能力就更显得重要。戴震总结为“
学有三难”
，哪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这就是说，即使你有怀疑的精神，即使你不想盲从和轻信，但如果你过不了“
淹博”
、“
识断”
、“
精审”
这三关，还是免不了被蒙蔽。
戴震这么说，自是他切身所体会的。而这些体会，“
实从甘苦阅历得来”
，又不是凭空可以想象的。事实上，要将这“
三难”
变成三不难，殊非易事。历史上许多大学者或大师，也只能三取其一，或三取其二。这是因为，时至今日，书籍早已浩如烟海，其中真伪正误，则殊不知凡几，梁启超1921
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讲到如何鉴别伪书、伪事，前后就列举了近20
条。他还现身说法，讲到“
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
，就举了自己所著《戊戌政变记》一书为例，他说：“
吾二十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
梁氏在这本书中究竟“
放大”
了哪些“
真迹”
，以致所记不敢承认为“
信史”
，他没有说，但他的意思，我想，是要我们再读此书的时候，一定要带着疑问的目光，把那些“
放大”
的“
真迹”
还原为真相。
但也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
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
（梁启超语），并非历史虚无主义。或如朱熹所说：“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这正是读书的辩证法。
12-13
题为选择题，请在答题卡“
选择题答题区”
作答。（12
题选对一项给2
分，选对两项给5
分，多选不给分。
12
．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
（5
分）
A
．作者认为读书应该要有怀疑的精神，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人就不会被蒙蔽。
B
．现在的粉丝读者不允许别人有挑剔的眼光，他们往往对自己喜欢的作者盲目崇拜，听不得别人的意见。
C
．人性本善是指人的知性，追根究底的怀疑精神正是知性的一种表现，要想成就一个人或一番事业，少不了这份知性。
D.
读书要有点怀疑精神，做到不盲从，不轻信，但读书要做到不盲从，不轻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
．读书中怀疑的精神固然重要，但质疑的精神更重要，读书要有怀疑精神，但不是为了怀疑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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