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中写道：
“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
这一情形在
1000
多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
(1879
)
，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
“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
左宗棠不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也颇为关注。鉴于甘肃
“
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
……
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
”
的状况，他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肃凡是可种罂粟的向阳肥暖之地，都适宜种棉花。于是，他不仅通令下属各地严禁种植罂粟，劝告农民广种棉花，还采购纺车织具，设立专门机构，雇请民妇来教习纺织，并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目的在于
“
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
”
，期望这些举措能
“
为甘省开万之利
”
。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
“
广种榆柳
”
，
“
数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
”
。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他命令
“
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
”
，这些柳树
“
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
”
，被后人艳称为
“
左公柳
”
。
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左宗棠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的用意。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
19000
余亩，获粮数千石。他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
“
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
”
的特点，认为
“
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用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
”
这些主张对他后来率军收复新疆极为有利。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同治七
(1868
)
，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同治十一，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主要生产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划收回伊犁时提出
“
精求枪炮
”
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
光绪三
(1877
)
，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呢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受到了左宗棠的称赞。于是，左宗棠打算从国外购买全套织呢机，他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从德国访购织呢机器。直到光绪五，织呢机器才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创办兰州织呢局被左宗棠视为
“
气象更新
”
之举，高兴之余，他还费尽苦心就地取原料，想以成本低廉来抵制洋呢进口。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理想，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不能出售，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呢绒，即便把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也比从欧美输入呢绒要贵多了，再加上局中被安置了大批
“
干领薪俸
”
的冗员，兰州织呢局在创办后仅
4
就被迫停办。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
摘编自孙占元《左宗棠评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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