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
春分过后是清明。只有太阳直射到黄经，才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而只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才有“清明”。
创设了清明这个节日的，无疑是一个大智者。“山水”同在为“清”，“日月”同在为“明”，一个“同”字，道尽了天地秘密，也道尽了文化的秘密，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秘密。无水之山少了情韵，无山之水少了风骨；无日之月少了热烈，无月之日少了温柔；水因山不浊，山因水不枯；日因月不烈，月因日不晦。这一切，都在一种“大同”之中实现了。
这便是“清明”。
清明看上去是季节，其实是人格。没有山水精神的人格是残缺的人格，没有日月精神的人格同样是残缺的人格。而山水日月精神，说到底则是天地精神。天同覆，地同载。齐生死便是由此而来。
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就没有生，也从来没有死，因为中国人有怀念，真诚又深沉的怀念。而怀念来自人格，人格来自奉献，奉献来自觉悟，觉悟来自天地精神，来自“清明”。
而要参透这个“清明”，则需要昼夜等长、万物复苏相佐。唯有此时，人们才能生死并参。而只有生死并参，人们才能留意生死之间的“我”，才能把握生的“清”，死的“明”，才能让灵魂春色永驻。
清明处心积虑。她让我们看破：死是一个假象。就像春分过后，杨柳依然，所谓春来草自青。或者说，只要我们在“清明”之中，“死”就成为杨柳，就会成为春色，就会成为秋千，就会成为风筝，就会成为踏青途中的欢声笑语。
为此，清明前后，栽瓜点豆。这时候的瓜和豆睡醒了，开始了它们新一轮的生命旅程，带着山水之清气和潮湿，带着日月之光辉和温暖，带着主人之期待和叮嘱，开始它们的旅行，走进农历，走进它们的缘分，走进它们的因果。
而充盈在天地间的灵魂又何尝不是如此。
大家把郊游认为是在扫墓之后乘机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显然表面化了。真正郊游的意义在《庄子》中。庄子认为，人不必执著于生，因为生若是一次远游，那么死就等同于归。
出游是惬意的，惬意可能让人流连忘返，但天黑下来了，所有的惬意都成了归意。路上行人欲断魂，正是因为我们在路上。
出游的目的是让你体会那个“归”。
庄子说得好啊：天地赋予形体让我承受，赋予生命让我劳累，赋予衰老让我安逸，赋予死亡让我安息。所以把活着看做是乐事，也就是把死去看做是乐事了。这是一种“归”。
视生若死，视死如生。这是庄子的安详和智慧。
孔子说得更彻底：朝闻道，夕死可矣。清明讲的就是这个“道”。在杨柳依依中，在草色青青中，在旧墓，在新坟，在山麓，在河滨，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道”，我们已和“清明”擦肩而过。
中国的节日，大凡都是诱发你对道的感悟，诱发你对山水精神的感悟，对天地精神的感悟。依山悟崇高，傍水悟清廉；以日月悟光明，由天地悟正大；假生之乐悟慈，借死之苦悟悲；从而珍惜青春，珍惜华，珍惜生命，珍惜因缘，感念造化宏德，善待自然有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的节日，大凡和祭有关。以祭悟道，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在我理解，清明是春祭，中元是夏祭，寒衣是秋祭，大是冬祭。而一切祭的背面却是暗藏的狂欢。哀以乐感，乐以哀感，一体两面，这便是中国人的大幽默、大安详。
如此，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在阴阳两界展开。把追思和狂欢均匀地撒在四季，让岁月芬芳，让大地馥郁，让灵魂清明，中国文化的大戏就这样一代代演了下来，一如长河。
这时的“上河”已不单单是清明的“上河”了。
如果说上巳节(即俗称“三月三”)是中国的情人节，那么清明节无疑是中国的感恩节。有意思的是，她俩居然比肩接踵，让人不由赞叹中国人的智慧：昨天上巳，今天清明，如同一家人的前院和后院。前院求生，后院念死；环绕着前院后院的，是青青杨柳和无尽春色。上巳节的主旨是幽会求子，清明的主旨是鉴死知生。这两个节日的奇妙联袂，真是让人叫绝。幽会之后是求子，求子之后是祭祖，生死相续，以生观死，以死鉴生，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它同时叮嘱我们，子不必求，因为子在祖德；祖不必祭，因为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就是最好的祭。
清明不是节日，清明其实是人格，炎黄子孙的人格。
（选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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