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国万象杂陈，先生以他独具的史眼为人们揭示出“新陈代谢”这一主旋律，更显功力的则是他能在新旧交织的千丝万缕中理出头绪，揭示新与旧互相转化的来龙去脉。他不仅看到新旧的更替，还看到新与新的递嬗。新中见陈，陈中见新，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从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发。
　　
　　“书，文章要有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这是陈旭麓先生《浮想录》中的一段话（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浮想录》）。《浮想录》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的浮想不时触发读者的思绪。读其书，如见其人。读其书，你可以感受到一个智者的深邃和灵动，一个仁者的沉思和关怀；你似可听到他的浅唱低吟，看到他的金刚怒目；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才是发之内心的“痛”，出之骨髓的“傲”。
　　
　　“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是陈先生推崇的治史旨趣。他说：“没有‘智’(史学)不能‘藏往’，没有‘神’(史识)不能知来，两俱失之的史是断烂朝报。”陈氏史学，智神两字足以当之。
　　
　　一
　　
　　“史识是治史者的眼睛。”近代中国万象杂陈，先生以他独具的史眼为人们揭示出“新陈代谢”这一主旋律，更显功力的则是他能在新旧交织的千丝万缕中理出头绪，揭示新与旧互相转化的来龙去脉。他不仅看到新旧的更替，还看到新与新的递嬗。新中见陈，陈中见新，同中见异，异中见同，“从同一性中找出不同一性，从不同一性中找出同一性”。思辨的火花由此迸发。
　　
　　先生善于透过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他指出：“义和团的落后性通过正义的斗争表现它的合理存在。”“义和团不是民族觉醒，它促进了民族觉醒。”“义和团运动代表民族感情，并不代表时代脚步。”他说：“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农民战争从来只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工具，并不是创建新生产的力量。”同时他也看到了“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但已萌发了一些新苗，新苗又为封建浊流淹没”。再如“曾国藩是封建传统的忠实捍卫者。然而恰恰从他身上开始了传统的裂口”。“租界是罪恶的渊薮却在闭塞的封建区域中展示了西方文明（租界的管理、法制和对新派的‘保护’）”。“民族壁垒可以阻挡侵略，也会封锁自己”。“一村一户都有围子，万里长城是个大围子”。“革命在反对旧传统中形成自己的传统，一旦形成了传统就为自己制造了框框”。
　　
　　类似的论断在《浮想录》中不乏其例，寥寥数语包含着极丰富的内涵，展示了作者辩证思维的功力。陈先生擅长思辨，对历史的评判，常能发人所未发，《浮想录》中类似的点睛之笔更是俯拾皆是，令人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之感。
　　
　　“变”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哲学”，但“布新难，除旧更难”。封建的幽灵始终在活人的身上若隐若现。在陈先生的词汇中，“中世纪”与“封建”同义，他以形象的语言写道：“19世纪的中国，一只脚徐徐伸向近代，另一只脚却仍被堵住在中世纪的门内，尽管用力拔，那只脚还是中世纪的。”他看到传统的“凝定性大于流动性，所以对传统的改造往往不能依靠它自身的流动，需要新的或外来的冲击力”，所以“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正因为不是主动走出来的，而是被轰出来的，所以那只脚依然拖泥带水。脚下拖泥带水，难免步履蹒跚甚至打滑跌跤，只有将中世纪的污泥涤荡一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先生指出近代中国的变革如危崖转石势不可挡，又提醒人们旧的东西除而不尽死而不僵，对封建社会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中国的封建社会长，因为它只有树的年轮的新陈代谢，质的新陈代谢只是个别事物，对整体的变化没有太大的作为”。“中国以往的历史，多为朝代递嬗，很少显示出阶段性来，与其说历史的进步，不如说是时代长流的绵延。”生长缓慢的树木质地尤其坚硬，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注定封建余孽的顽固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它的癌细胞却会千方百计在新生的共和国身上找到它栖身之处。“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无孔不入的封建习性会对它潜移默化，是新陈代谢的倒行。”
　　
　　新旧文化的递嬗既有反复，又有羼杂。历史的进程不无诡谲之处，“文革”大扫“四旧”却重塑了一尊新神，“在人类社会中，久已逝去的历史镜头忽然再现，比自然界的‘返祖遗传’要多得多”，而“改变传统遇到的困难，如对小脚的放大一样”。但先生并不悲观，“近代中国破一分封建即前进一步”。尽管封建尘垢顽梗难化，“但一百多年来没有完全不被溶解的封建固体，只是溶解的先后和程度不一”。历史的逻辑表明：“近代中国，民主运动服从民族运动（反帝）是有阶段性的；民族运动服从民主运动是时代的持久要求。”
　　
　　陈氏史学，以识见长。这种“识”不是哲学家天马行空式的妙言隽语，而是史学家厚积薄发朝夕思辨的灵光一现，它不仅出自对历史的反思，也源自对现实的关怀。
　　
　　先生认为从历史探测现实，从现实追溯历史是史家通古今之变的必然要求。他那些蜚声学界的论文（《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等）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在《浮想录》中，先生则将其犀利的史笔直指当代社会。
　　
　　他明言：“我们的最大困难，就是封建的潜网编结在曾经是彻底地反封建的战士身上。”“封建残余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祖国仍然到处都可嗅得到，……在政治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潜网’。我们要消除这个‘潜网’，还得花很大的气力。”而“在实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一步都是科学的，有的甚至离科学很远”。“我们做过‘一天二十年’的梦，得到的却是‘二十年一天’。那是说别人走了二十年，我们才走了一天。”反思是为向前看，身处时代大潮，先生以富于诗意的语言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火车是近代化的使者，它开到哪里，哪里沉睡的人民和土地就会跳起舞来（车经湘西的怀化、麻阳、吉首、古丈、大庸想起）”。当然，与时俱进不等于与世俯仰，智者的价值在于理性思考。近代历史表明改革的艰难并不亚于革命，“革命以暴力行之，当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难”。而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度”的把握尤为不易：“新陈代谢是个自然规律，革命与改良是推动代谢的力，也是规律的体现，但有人为的因素，如果过头和不及，会对代谢起破坏作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先生晚年反复探究革命和改良这一历史命题自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是这样，可是历史的自身还会有那样”，历史的诡谲之处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再如“生理上的近亲繁殖，国人已知其害；政治上的近亲繁殖，行者不觉其非，此为民主观念比科学知识在中国普及更难之一证”。行者并非不觉其非，不过是利益所趋罢了，为了煮熟自己的鸡蛋，不惜烧毁他人的房子，害的是民族前途，利的是个人身家。无论是在学界还是政界，近亲繁殖只会结出面目可憎的怪胎，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可能是最不忠实的公仆。中国有家臣的传统而没有公仆的传统”。可谓一言点中命穴。朝廷需大臣，皇上有宠幸，无数个小朝廷小皇帝当然也得配备自家的鹰犬，何况家臣这种货色向来是供大于求的。传统的阴魂驱而不散，有家臣横行的舞台就不会有公仆生存的空间，在家臣竞相效忠的国度，忠实的公仆只能是草民的奢望。一部廿四史不就是一部封建家臣的折腾史吗?
　　
　　当然，再忠实的家臣，在主子眼里无非是走狗一条，随时可以弃之门外，依附的悲剧史不绝书。因为“虚伪换来的只能是虚伪，如果虚伪获致了忠诚，那是忠诚的眼泪”。所以最忠实的家臣往往也是最不忠实的猢狲，一朝大树倾倒，逃得最快，反噬最凶就是那只当年最“忠实”最得宠的猢狲，反戈一击的闹剧在“文革”中见得还少吗？西哲有言：“一个奴隶只有一个主人，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却有无数主子??所有可能改善其处境的人都是他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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