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伦改革的积极意义：

1、消灭了债务奴隶制，稳定了小农经济，确保了雅典公民经济上的独立，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
2、按财产划分社会等级的措施扩大了享有政治权力者的范围，通过权力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人享有政治权力。
3、促进了工商奴隶主阶层的崛起，巩固了贵族奴隶主、工商奴隶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会格局，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4、梭伦的政治改革完善了雅典的国家制度，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证，为民主政治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克利斯提尼改革：

1、时间：
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推行改革
2、主要内容：
①以10个新的地域部落代替旧的4个血缘部落；
②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进一步削弱贵族势力；
③设立十将军委员会；
④制定陶片放逐法，防止僭主政治。
3、作用：
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原始血缘组织；使所有公民有机会参加政治事务，使雅典牢固地确立了民主体制。

克里斯提尼及其改革：

克里斯提尼出身于雅典名门大族，公元前509年，他依靠平民驱逐斯巴达支持的贵族派代表萨洛拉。公元前508～前507年，出任执政官，推行改革。改革后，雅典以新的地域组织，代替了原始的血缘组织，一般认为，它标志着雅典国家的最终形成。他的改革使雅典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最高级的政治事务，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比梭伦的改革“要民主得多”。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废除传统的4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部落体制进行选举。
实际上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选举区，仅袭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坛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贵族影响的同时，也注意糅合三派，因而组成比较复杂。其办法是每一地区部落都包括三个位于上述三种地区的“三一区”，例如新组成的名为潘迪奥尼斯的地区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区米里诺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区派阿尼亚，位于平原的三一区古达特内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区。这个办法巧妙地利用了原来血缘部落也分三个三一区的传统，只是旧三一区是按胞族划分，现在则按地区户籍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彻底按地区组成这一点上，克里斯提尼改革沉重打击了氏族贵族，使他们依靠旧的氏族血缘关系影响选举成为不可能，雅典的国家组织也由于摆脱氏族关系的残余而完全形成了。
2．在组成新的选区之后，克里斯提尼便以10个部落各选50人组成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梭伦的四百人会议。
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级皆可担任，比四百人会议更民主。选举办法也有创新：各选区基层单位（相当于村庄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确定的名额在合格候选人中抽签产生。这样一来，每个身体健康并关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则上都有当选五百人会议成员的权利，实际上在他一生中也只有一两次获选的机会。五百人会议的权力也更为扩大，除了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所有议题均先由它讨论并由它主持公民大会外，它又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负责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由其500成员按部落分为10组，在一年内轮流值班，称为“主席团”，每组50人内部也是轮流抽签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国家地位最高的公职人员，有权主持公民大会、接见外国使团。
3．军队组成的改动。以前按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现在改为按地区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队重装步兵、若干骑兵及水手，并且选举一名将军为统领。10名将军组成将军委员会，由军事执政官任主席。将军之职按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不仅没有薪饷而且要由自己出资装备一切（包括勤务兵），因此只有家产丰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担当。所以，它始终不搞抽签而只由选举产生，并可连选连任（但也可以随时罢免），后来这一职务便成为奴隶主上层掌握的要职，对雅典政局影响较大。
4．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选票），它是按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对某一公民实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时把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会议提请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应行此法，若大会同意就召开全体公民集会进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数达到6000而某人获多数票就要流放国外10年，但不动其财产。这个放逐法对那些不受群众欢迎的头面人物（往往是贵族）是很大的威胁，不失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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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1、目的：打破贵族的世袭特权；
2、原则：财产的多少；
3、方法：公民每年的总收入折合成农产品计算财产，按财产的多少划分四个等级。

等级	名称财产标准	享受的权利	应尽的义务
第一等级	年收入500斗以上	担任一切官职	提供骑兵（自备军械、军装、马匹）
第二等级	年收入300-500麦斗	任除司库外的高级官职
第三等级	年收入200-300麦斗	担任低级官职	提供重装步兵（自备军械、军装，是军队主要成分）
第四等级	年收入200麦斗以下	不能担任任何官职，只有选举权，无被选举权	轻装步兵和水手（只带棍棒）

4、评价：
（1）局限性：未实现公民间真正的平等。由于确定财产等级的标准是财产的多少，财产越多，等级越高，享受的权力就越大，因此，这一制度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像第四等级的农民、手工业者在没有薪金补贴的情况下不可能经常参与政权。
（2）进步性：打破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参与政治权利的途径，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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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权力机构，建立“四百人会议” ：

1、目的：进一步打破贵族的专权
2、措施：
（1）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公民大会是古希腊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职权有有权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有权利选举国家公职人员。梭伦改革的最大进步之处就在于将参加公民大会的成员扩大到了包含第四等级在内的所有公民，这就打破了公民大会做为贵族政治的附属品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广大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削弱了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是雅典政治民主的一大进步。
（2）组成“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即是雅典政治的进步表现，又是雅典民主政治局限性的集中体现。首先，参加“四百人会议”的成员只有雅典最初的四个部落；其次，第四等级公民和其他人如奴隶、外来人无权参加“四百人会议”；再次，“四百人会议”实际执掌最高统治权。所以，“四百人会议”的设置，在雅典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打破了世袭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到政治管理中来。
（3）设立公民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
梭伦改革首创陪审法庭制度，这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措施，是公民“参与审判”权利的表现，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陪审法庭有审查任何诉讼案件、起诉已判决案件的权利。陪审员从各个等级的公民中抽签产生。这就打破了贵族对司法审判权的长期垄断。梭伦还废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制订了一些新的法律。在梭伦改革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民指责它不是用墨水所写，而是用血写的。梭伦改革了这一酷刑，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都不得处以死刑。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这是古代雅典尊重人权的一个表现。
3、影响：
（1）打破了贵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权参与国家政权，中下层平民也取得一些民主权利；
（2）有限的津贴使农民手工业者无法经常参政，实质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民主。

相关高中历史知识点：梭伦改革中对工商业的鼓励

鼓励发展工商业：

1、目的：鼓励发展农工商业，扩大平民就业机会，壮大雅典城邦实力。
2、措施：
（1）农业：禁止粮食出口，抑制粮价；改进水渠灌溉系统，提倡种植经济作物；鼓励自给有余的橄榄油等经济作物出口。
（2）手工业：规定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吸引鼓励有技术的外国人迁居雅典。
（3）商业及其他：改革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倡导节俭，抑制奢侈浪费；惩罚游手好闲之徒。
3、影响：推动了雅典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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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基本特点：

梭伦改革的特点从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从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
从立场上看，对贵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却站在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上；
从结果上看，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进程：

1、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标志着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伦改革中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公民群体；
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以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这就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
恢复公民大会设立四百人会议与设立公民陪审法庭等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与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梭伦的方向推进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梭伦改革之所以会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致使雅典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当时，在政治上，贵族不仅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官职，而且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平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由平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贵族还控制了城邦的经济命脉，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纷纷破产，无力还债的平民债务人及其家属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权贵族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属因债务或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债务奴隶。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断出现，并酝酿出公元前632年的“基伦暴动”。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当时的习惯法编订为成文法，限制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然而，该法典仍然维护贵族既得利益，如允许债务奴役，对偷窃蔬菜水果者均处死刑等等，被后世称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其二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雅典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外贸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不满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要求参与城邦政治，并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一般住在沿海地区，被称为“海岸派”，他们不像“平原派”的旧贵族那样靠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债务奴隶来牟利，而主要关注发展海外贸易，掠夺外邦奴隶与财产。
他们一方面对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强烈不满，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专权；
另一方面因经济上富有，也反对属于下层平民的“山地派”彻底改革的激进要求，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不过，在反对贵族专权上，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们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贵族施压，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梭伦登上政治舞台而发动改革。他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振兴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复为墨加拉侵占的萨拉米斯岛的斗争中，梭伦既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全面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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