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课
一、课文补注
1.诸宫调：流行于宋金元时代的文学说唱艺术，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数万言的长篇，杂以说白，以之说唱长篇故事。因用琵琶等乐器伴奏，故亦称“弹词”。源于北宋神宗时，现存作品有金人(佚名)作《刘知远》的残篇、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伯成的《天宝遗事》残篇。诸宫调体制宏大，曲调丰富，对元杂剧的形成颇有影响。
2.董西厢：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简称，也称《西厢弹词》《弦索西厢》，诸宫调作品，金董解元作。取材于唐元稹小说《莺莺传》，但人物故事有很大的发展和创造，突出了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并以张生和莺莺团圆结束。作品地塑造了崔莺莺、张生、红娘等的典型形象，描写生动，文词优美。为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品有白有曲，所用曲调介乎宋词和元曲之间，为北曲的早期形式。现存者皆为明刊本，是现存诸宫调的唯一完整作品。
二、课文析读
一曲女性的颂歌
《长亭送别》选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这折戏曲由莺莺主唱，是塑造莺莺形象的重场戏之一，在全剧中占重要地位。这折戏以别宴前后为时间线索，主要通过精心安排的十九支曲文，集中刻画了莺莺送行时的心绪。它在读者、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一卷情景交融的别离图。这卷别离图由三个紧密衔接的画面组成：一、赴长亭中;二、长亭别宴;三、长亭分别。倍增烦恼的暮秋天气，是这卷别离图的背景。
【端正好】【滚绣球】【叨叨令】三支曲子，系莺莺赴长亭途中所唱。莺莺是怀着无可排遣的离愁别恨，前往长亭为张生送行的。如果说【端正好】主要采用了寓情于景的手法，那么【滚绣球】便是从正面刻画莺莺与张生难以离舍的复杂内心世界。莺莺相到和张生经历了多少曲折痛苦才得以结合，刚摆脱了相思之苦，却又马上生生被迫分离，心中充满怨恨又万般无奈。接下来红娘的问话，触发了莺莺感情的闸门，使她内心的愁绪，奔涌而出。在道白“你那知我的心里呵”后起唱的【叨叨令】，是以尽情倾诉、直抒胸臆为特征的。莺莺先从眼前车与行色牵动愁肠说起，说明了沉重的别情压在心里，是无心打扮的原因。
车马到达十里长亭后，别宴开始了。可是早已“恨塞满愁肠胃”(【朝天子】)的莺莺，“甚么汤水咽得下”，“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这部分共安排了九支曲子，集中刻画了郁积在莺莺心头的依恋、悲伤、怨恨的情思，同时也通过莺莺的眼和口，展示了同样经受着离愁煎熬的张生的情态。
分手的时刻迫近，人物感情与剧情也一起推向了高潮。通过配以宾白的七支曲子，一方面，回旋跌宕、波澜起伏地再次展现了莺莺不尽悲戚、痛不欲生的感情潮汐和张生的反复叮咛、无限体贴;另一方面，先是曲折吐露继而和盘托出了与离愁别恨纠结在一起的深深忧虑，从而进一步袒露了莺莺的内心世界。“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是她强烈的心声。别离终于来临，张生带着莺莺的嘱咐上马走了。莺莺目送张生渐行渐远的身影，愁绪万端，不忍遽归。
“长亭送别”没有曲折复杂的戏剧情节，其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刻探索和真实描摹。作者将艺术触角伸展到处于“长亭送别”这一特定时空交叉点上的莺莺的心灵深处，细腻而多层次地展示了“此恨谁知”的复杂内涵——交织着对“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的亲人的百般依恋，对即将来临的“南北东西万里程”的别离的无限悲戚，对逼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强拆鸳鸯在两下里”的做法的深深怨恨，对当时司空见惯的身荣弃妻爱情悲剧的不尽忧虑。同时，也深刻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一复杂内涵的纯净的灵魂美。莺莺在送别张生时的依恋、痛苦、怨恨、忧虑，都是与她美好的爱情理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对张生的爱，是相互倾慕的产物，丝毫没有掺杂进世俗的考虑和利害的打算，在她看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及第”。她所追求的是纯真专一，天长地久的爱情幸福，而不是封建的“家世利益”。总之，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心灵中颤动的爱情旋律，而且写出了激荡着巨大情感潮汐的人物心灵。
三、类文荐读
莺莺传(节选)
元 稹
……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①薨子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②。郑厚张之德甚，因饰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③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
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泪，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闲居，曾莫流盼。不为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④，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张因绐⑤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毋及于乱!”言毕，翻⑥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⑦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治，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
注：①浑?：?(jiān)唐代名将，铁勒族人，肃宗时屡立战功，做到兵马副元帅，死在绛州节度使任上。绛州节度治所在蒲州。②戢：(jí)收束，止息。③?：(suì)脸色光润。④纳采问名：古代定亲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叫纳采，问生辰八字叫问名，皆为定亲的礼节。⑤绐：(dài)欺骗。⑥翻：同“翩”，轻快的样子。⑦重衾：铺好被褥。
阅读提示：《莺莺传》又名《会真记》。为唐代诗人元稹所著，是唐传奇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它叙述的是一对才子佳人的故事。莺莺感谢张生的救命之恩，而又慕其才，于是在感情不能自制的情况下与之私合。但是这种不为礼教所容的行为，终于不能长久，最后张生负心抛弃了她。所选文段删除了开头和结尾部分宣扬封建礼教的部分，连别离时崔莺莺的软弱表现也一并去之，仅留精彩部分供各赏析。选文中莺莺神态的描写非常形象，娇矜自持，欲拒又纳的行动，体现了她感情上的冲突变化，她约张生前来，却又板起面孔，斥责他的“非礼之动”，这完全违反自己初衷的行动，正反映了她的封建意识和爱情要求的矛盾。自动秉夜至张生处所约会，这种大胆突破封建礼教的行动，对于一位端庄明礼的大家闺秀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反抗性。总之，崔莺莺含蓄而多情，敢爱又矜持的形象刻画得非常鲜明，和本文结合来读，对于莺莺形象的理解，会有一定的帮助。
四、鉴赏方略
戏剧的阅读与鉴赏之六：戏剧的时代性
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离不开其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古代戏曲植根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成熟于民间。由于封建统治者对文化的垄断，这种口耳相传的艺术形式自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自然要在戏曲中得到反映，这就使戏曲艺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欣赏戏剧，不可忽视它的时代性。
戏曲作品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戏曲作品同样也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它的故事同样来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真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经过艺术家们的加工、整理、提炼、概括，运用特有的方式把这些矛盾集中起来，通过戏曲的表演展现给广大的人民群众。《窦娥冤》中的高利贷盘剥、地痞流氓横行霸道、官府的腐败、人民无路可走等现象，就是元代社会的真实反映。戏曲在反映生活时，虽常常假托于前期，但剧中却往往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反映。《牡丹亭》的故事发生在南宋，但剧中所展示的情与理的矛盾、礼与欲的冲突，却正是明代社会的具体体现，有人为戏曲表演拟了一副对联：“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就是戏曲反映社会现实的最好证明。
戏曲艺术同样也服务于时代，作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能够更直观地反映社会生活，也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以戏曲艺术在民间的影响是深广的，封建时代的文人就非常重视戏曲的教化作用，重视戏曲的表演性和社会效果。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强调：“戏文做与读书人和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说实话，广大人民群众明礼义，知忠孝，褒英烈，斥奸党，这些是非善恶的认识大多来自于戏曲，这就使戏曲具有了独特的社会教化功能，这也正说明戏曲在民间的影响。自然，有心的剧作家就充分利用戏曲这一特色，来为自己服务。封建统治者炮制了《五伦全备记》等宣扬反动理学的剧本，来麻痹人民的意志，禁锢人民的思想;关汉卿等进步的艺术家则用自己的笔向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宣战。为斥责清朝的卖国行为，汪笑浓编写《哭祖庙》;为宣扬民族正义、抗击日寇，梅兰芳演出《梁红玉》。抗日战争时期的街头剧，更是遍地开花，把戏曲艺术的社会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极大地高涨了人民的抗日热情。有一位战士在演出途中竟然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开枪，可见其影响之大。适应时代要求，唤醒民族正义，这就是戏曲艺术服务于社会的体现。
总之，戏曲艺术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和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戏曲不紧密地结合时代、反映现实，它也只能成为吟风弄月的案头之学，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如果欣赏戏曲，不去关注它的时代性，也就难以体会其精髓，只能流于“看热闹”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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