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6世纪，雅典城邦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十分尖锐：

(1)原因：
①在政治上，贵族占据了首席执政官等重要职位，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但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没有实际权力，形同虚设。
②在经济上，贵族通过放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许多人不得不为债主耕种土地，成为“六一汉”。所有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如果还不起债或交不起地租，他本人及家属就会沦为债务奴隶。
(2)表现：
公元前632年，雅典发生武装暴动，参加者主要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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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发展工商业：

1、目的：鼓励发展农工商业，扩大平民就业机会，壮大雅典城邦实力。
2、措施：
（1）农业：禁止粮食出口，抑制粮价；改进水渠灌溉系统，提倡种植经济作物；鼓励自给有余的橄榄油等经济作物出口。
（2）手工业：规定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吸引鼓励有技术的外国人迁居雅典。
（3）商业及其他：改革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倡导节俭，抑制奢侈浪费；惩罚游手好闲之徒。
3、影响：推动了雅典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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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的局限性：

1、原因：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他在改革中他主要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所以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的色彩，这使得他的改革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
2、表现：
（1）其中庸原则决定了改革的不彻底性。
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因此在改革中他主要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所以很多改革措施都带有折中的色彩，这使得他的改革不可避免的带有历史局限性
（2）以财产资格确定政治权利，使得下层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梭伦以财产确立公民的等级身份，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这一制度虽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的政治权利了，但以财富来区分公民对国家安全所具备的责任和能力很明显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第二富有等级才享有高级官吏的被选举资格，这就使得第一第二等级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下层公民没有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
（3）氏族制度残余和贵族势力仍然存在，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梭伦改革以后，氏族制度的残余仍得以存续，保留了贵族势力依旧存在的基础，贵族势力虽有所削弱但贵族凭血缘门第仍比平民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这就造成了名义平等下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改革势必会造成两方面的结果。
一方面贵族仍然有权有势，他们必然会对改革不满，必然会仇视改革、破坏改革；
另一方面，下层平民参与国家政权进一步参政议政的愿望没有实现。也就是说梭伦的变革措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富者有势、贫者无权的状态依然存在，贵族与平民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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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改革基本特点：

梭伦改革的特点从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从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带有“折中”色彩；
从立场上看，对贵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却站在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上；
从结果上看，既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进程：

1、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进一步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标志着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伦改革中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具备的公民群体；
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使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以财产资格取代血缘资格这就根本上瓦解了贵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基础；
恢复公民大会设立四百人会议与设立公民陪审法庭等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与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梭伦的方向推进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终确立。

梭伦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梭伦改革之所以会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纪平民与贵族的尖锐矛盾，致使雅典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当时，在政治上，贵族不仅占据了所有重要的国家官职，而且还把持了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监察和审判机关的长老会议。平民则毫无政治权利可言，由平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形同虚设。在经济上贵族还控制了城邦的经济命脉，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等方式盘剥平民。平民处境不断恶化，纷纷破产，无力还债的平民债务人及其家属从此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向债权贵族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作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称为“六一汉”。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属因债务或交不起地租而沦为债务奴隶。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断出现，并酝酿出公元前632年的“基伦暴动”。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当时的习惯法编订为成文法，限制贵族任意解释习惯法。然而，该法典仍然维护贵族既得利益，如允许债务奴役，对偷窃蔬菜水果者均处死刑等等，被后世称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其二是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兴起，促进了雅典的社会政治改革。这一时期，随着农业、手工业与外贸的发展，工商业奴隶主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不满旧贵族的政治专权，要求参与城邦政治，并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一般住在沿海地区，被称为“海岸派”，他们不像“平原派”的旧贵族那样靠放高利贷、收地租和奴役债务奴隶来牟利，而主要关注发展海外贸易，掠夺外邦奴隶与财产。
他们一方面对无法参与城邦政治强烈不满，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专权；
另一方面因经济上富有，也反对属于下层平民的“山地派”彻底改革的激进要求，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不过，在反对贵族专权上，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们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贵族施压，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下，梭伦登上政治舞台而发动改革。他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振兴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复为墨加拉侵占的萨拉米斯岛的斗争中，梭伦既激发了雅典公民的爱国主义激情，也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选为首席执政官，全面推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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