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学完全等同于对真理的追求，任何时候都显得太过强烈了，即使对于绝大多数献身科学的人来说也是这样。有些人本来拒斥传统教义，认为思辨形而上学不值得信赖，没有说服力，也缺乏清晰而有用的意义，却也往往转而把科学当作处理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的指导。最典型的是，他们坦率地批评宗教，但又高度评价那些研究工作者??他们借助于社会学以至心理学等科学理论去解释各种不同宗教的社会事实和信仰。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取代了古代神话观念。因此，在现阶段，科学似乎可提供一切人们所能获致的真理中的最重要部分。
　　
　　科学由于社会因素而被局限在某几个方面，部分被约束，部分被集中起来，部分被歪曲了。可以肯定，它也可以从社会中解放出来，有可能获得部分的自主性。同样简单而肯定的是，由社会外加上去的约束和自由也是一直存在的，从古典时代直到伽利略、莱布尼兹、赫姆霍兹、玻尔的朝代。科学的历史是一部社会的历史，它涉及所进攻的问题、工具、技术、仪器、隐喻和符号、解释准则，也涉及进行检验、核实、否定或证实的有目的活动的专业，但它的社会历史起源以及连续的社会支持，却不一定非要我们相信科学的真理性等于科学的有用性不可。在一些寻求真理的文化事业中，要是没有科学，就必须把对于一个判断的真理性检验从实际上以及从理论上同它对于人的目标是否重要的价值检验区别开来。如果我们说科学属于意识形态，那并不是因为科学判断存心欺骗或本质上就是骗人的，只是说科学除了单单服务于真理之外，还为权力和利益服务，这也并不足是存心如此。由科学确立的真理服务于一定的目标。科学方法也是为了确立自然界的真理而提出的。
　　
　　不管由科学获致的特定真理是否实际上对人类有用，这都是一个经验探究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判断的问题，而且这一用途将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这也不仅仅是一个任何给定真理是否有用的问题，因为在单纯的有用性之外，还有人类的约束和解放的问题。自然界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具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发展可能性。个体生命得到仁慈的实现，同人们所了解的人的本性和自然本性是一致的；但某些个体伴随着对他人压制性的罪恶贬值而来的虐待狂的满足，也同样是这样。说真理本质上是解放的，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半真理。即使掌握自然规律，也不能保证有力量满足人类的每一个目标。即使掌握也不是完全掌握。恩格斯劳动保护在一个世纪以前曾写道：“我们不要过于得意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科学以它的巨大的实际效果，它的理论危机和惊人的认识成就，在一个领域跟着另一个领域中取得胜利。但是这个世纪的总危机是属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不是科学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科学只是某些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明显作用的因素之一。除了物资、技巧、机器以外，这个世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科学成就的财富为其他生产力所包围并淹没，因为它的应用同人类的实际需要严重脱节。也完全不能肯定科学家自己能够找到这种不谐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除非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利益，或者发现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自学性。更有可能的是，严峻的科学自我觉醒同确定的意识形态奴役之间的竞争，将继续伴同着对真心关切的东西的自由表达，例如C?Ｐ?斯诺在《两种文化》中那令人尊敬的内疚；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分配，将由这种已确立的秩序所支配。改变这种分配只能随着改变这种已确立的秩序而实现。
　　
　　托马斯?库恩（1922~），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波士顿大学教授，本文节选自他在1973年国际“科学和社会”大会上的演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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