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
鲁瓦（法）
我知道，司汤达曾经两度写过一句名言：“
凡是出现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政治观点，就跟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一样。”
但具体说来，他的作品大获成功，对这句话所流露出来的担忧给予了否定。雅各宾派思想渗入到了他的美学理念和道德。若是把《巴马修道院》中的政治性抽离出去，那么，整座文学大厦便砰然坍塌。我们将无法理解法布里斯为什么奔赴滑铁卢。如果说司汤达从未感觉到政治像“
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那是因为他的世界政治观与其艺术品位，对人类性格的见解以及他自己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其政治眼光尤其高远,
因为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他一边把政治说成“
一声枪响”
，一边又说“
对当时政治短暂而贪婪利益的影射”
是可恶的。
司汤达的政治不是眼前的政治，而是伟大作家永葆青春的政治，司汤达将其定义为“
自由的轻骑兵，它们永远像火一样燃烧”
。
司汤达是个最顽固坚持作家主张的作家。在短暂的53
中，他从未停止过写作和阅读，气定神闲时，他将自己练就成了具有个性语言和思想的大师。更奇特也更有意义的是，他并没有陷入文学的束缚而无法自拔。恰恰相反，他对于政治的持续热情，可能促使他在一定的时代将政治放在人类活动的首位，尤其是他所在的那个时代。1825
，他在给米奈的信中写下这段话：“
一位天才今天满17
周岁，他将用政治演说而不是哲学论著的形式来为我们呈现天才的必备条件，即崇高思想与深刻情感的糅合，我甚至认为如果莫里哀生在今日，他宁愿做议员而不愿做喜剧诗人。
这个厌恶雨果、拉马丁、维尼的人，曾被误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传令官，这个误会显示了司汤达的政治、美学和道德观融合程度之深，以及他的“
观点”
转变成“
价值观”
的力度之大。司汤达从意大利回国，旨在发表第一篇浪漫主义宣言《拉辛与莎士比亚》，以此来引人注目。很快，他发觉自己错了，为莎士比亚而战，却没有为《欧娜尼》而战，他捍卫的是一种现时的、现代的文学，一个“
美好的理想”
，“
一种共和的精神”
，这是因为他所宣扬的是“
共和国所崇尚”
的美德，一门与心灵对话、教育当代人、满足特定社会需求、与时代同步的艺术。他觉察到自己所推崇的浪漫主义，开始在古董奸商们的眼中成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象征，并开始成了轻的雨果这位懒洋洋的正统派代表，在1830
的法国以浪漫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并不意味着“
与时俱进”
。
实际上，司汤达从来都不是一位真正的浪漫派作家，而是一名“
浪漫主义者”
。他在意大利举起“
浪漫主义”
的大旗，在当时当地，这场运动不仅仅具有文学意味，而且形式与本质相交融，风格与政治内涵相交错。
法国当时的形势略有不同，浪漫主义最初代表的是陈旧的文学、历史的劣等品和蹩脚的顺应时代要求的诗歌的胜利。司汤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轻的雨果，而那些将政治与文学比作火与水的人被他无情地冠以“
倾向性”
批判的大帽子。司汤达宣称：浪漫主义者是“
世界上最生硬、最无趣、在文学上又妄自尊大的一群人。他们中间的一员雨果先生，著有小说《冰岛凶汉》，所作的颂歌只是对卢梭的模仿罢了。他的诗句听起来不错，起承转合也十分灵活，但毫无意义可言。
其实，司汤达最初批判雨果诗歌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后者从属于“
极端依附派”
，而是因为他认为雨果的思想只能创作出一种“
干瘪又平庸”
的诗歌。事实上，雨果当时的诗作也的确印证了上述评价。然而，司汤达并不会沦为那些派性批评家之流，不会像他们那样因某些作品的作家隶属于其他派别而轻易地将其批判或封杀。
司汤达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及道德思想共同组成了一棵分枝众多的大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论他自己如何桀骜不驯地自称“
宗派信徒”
，他其实并非如此。
（选自《司汤达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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