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体现在多个方面,如地理学的体制化建设与学术中心的形成,新分支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建立在近代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之上的丰硕研究成果。但决定一门学科质的转变,并不仅仅在于体制化和知识体系的不断充实和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学科的理论建设。因此要探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道路,就无法离开对于近代地理学理论研究进程的探讨与分析。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但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地理学的最高层次,也是地理学近代化的必要基础。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于其理论水平的分析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1 地理研究的兴起与面临的问题

1.1 对地理学应用价值的认识

科学的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一点又依赖于科学本身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地理环境中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及其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1]。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空间的扩大,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地理学的需求日益迫切。“内政、外交、民生、国防,凡所举措,无不赖有地理研究为其根底”[2]。这种迫切的需求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

社会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地理学的社会价值。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社会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在这种新旧适应转变当中,能够予新适应以实际帮助的科学虽然很多(如历史、工程等),然其中要以地理学最关重要。地理学是新旧适应转变中的指导者,他不但可以说明这种适应,并且可以知道新旧适应转变的方向”[3]。地理学可以“告诉人类,使之有所警戒、预防、适应、利用和种种应遵循努力的途径,以求生活的安适向上;以求衣于斯、食于斯、老死而葬于斯的‘场所’,成为一个人地调协,欣欣向荣的生活空间”[4]。甚至有学者认为,地理学的“机能为使未来国民精确构想人类活动之大舞台之世界,由之而使关于彼等身旁所发生之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之思考日益精确,而使判断趋于健全”[5]。地理学的社会价值已使它成为新时代人们必需具备的知识。

地理学以其为“新邦建设之一动力”而受到社会的重视。20世纪20~30年代,高等学府中的地理系和地理学会纷纷建立。这些教育与研究实体的出现是为了国计民生,为了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6],为了促进经济建设,为了了解国际间的关系、“为了发扬民族观念”[7],为了沟通日益分化的各门科学[8],也是为了普及地理学知识……。当学者们为了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个共同的专业领域时,却没有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研究方法,甚至连研究范围也模糊不清。社会的需要促成学科的建立,而学科的建设则有赖于理论研究的深入。

对地理学多种应用价值的认同,虽然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地理学的重要性,但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即地理学仅是一种工具、一种知识而已。以社会需求、经济效益代替科学价值,必然造成学科研究方向多变、难以正常发展,甚至造成了学科的危机。因此,一门学科的真正发展在于该学科理论研究的深入。

1.2 问题产生的国际背景与中国学者的认识

对地理学科学性质的不同解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早在17世纪,德国学者伯恩哈德?瓦伦纽斯(Bernhard Varenius,1622~1650)在《普通地理学》一书中就对地理学的内容及范畴进行了研究,并将地理学分为普通地理学和专门地理学。瓦伦纽斯的地理学概念远远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未能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

19世纪伴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一位学者已无法掌握整个地理环境的全部知识。学科的分化成为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近现代地理学就是在学科的不断分化之中向前发展的。随之而来的是,地理学已经由一门科学变成了一个科学体系。当学科分化越来越细时,就产生了地理学是否具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与其它学科发生叠置的问题。

“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世界都通过学术界在问:什么是地理学?”[9]对此不同国家的地理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②]。这种对学科性质的理论探讨,对当时世界的地理学研究方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了以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前苏联为中心的不同学术流派。

由于地理学研究范围很大,致使一些学者误将地理学看作是各学科的背景知识[10],或把地理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观察点”[11],加上地理学发展之初学科本身又不够健全,因此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任何一种科学,都有它自己的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裁。地理学既不如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那样有着明确的自己研究的中心,和所属的特殊的体材,且所有的内容,亦俱为新发达起来的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分划开来,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所以,地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有组织的,完整而独立的科学,乃成为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争论的一个大问题。”[12]多数从事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学者认为:“地理学的立场,实在处于极困难的地位”[13]。

作为世界近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同样的问题。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传入是多方位的,其中既有欧洲思潮的影响,也有美国学术观点的影响。因此对地理学中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在中国就显得更加活跃,而且也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

当近代地理学传入之时,缺少数理基础、以文字描述为其特色的传统地理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观念上的碰撞更引起了中国学者对于地理学的科学特性及科学价值的更为广泛的思考与争论。

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发展相比,中国地理学者还面临着许多特殊的问题。首先是如何从传统研究方法向近代方法的转变问题。任何一门科学的进步无不包含着继承与创新两个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尤其如此。中国古代着作中包含有大量的地理记述,因此可以说地理学在中国是一门十分古老的科学。然而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地理环境的科学则刚刚起步,因此地理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在内容上它们有着延续性,因此许多学者把近代地理学看作是对古代地理学的更新,是“旧径重开的一条新道”[14]。但在方法上,两者却截然不同。前者“只注重事实的铺张,而忽视原则的推演,只注重个别的叙述,而忽视综合的解释;换言之,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15]。

其次,西方的环境派和景观派等不同学术流派的观点同时传入中国,需要中国学者对刚刚发展起来的近代地理学进行重新的认识和定位。地理学在中国应如何发展,中国的近代地理学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建设,也正是这种需求促进了地理学者的思考和理论研究的进步。

“理论的系统是现代科学的灵魂”[16]。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完整的研究对象、完善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应用领域。为了解决这种困难,中国学者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任务、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地理学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更有学者希望通过分析和对比东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异同,找出中国地理学研究的差距。一些学者还将新的观测手段和方法引入地理学,试图通过改进研究手段来加强地理学的科学性,这些努力促进了地理学的进步,丰富了地理学的研究成果。

2 对地理学的定义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者中,留学归国人员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他们留学国度不同、师从观点各异,从而进一步造成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定义的多元性。

30年代中期李长傅曾总结了10多位国外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17],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外着名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均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例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李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赫特纳(Alfred Hettner, 1859~1941)、白吕纳(Jean Brunhes, 1869~1930)、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等。这些来自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代表性的定义,多强调了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和对地理要素因果关系的研究。这些观点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一门学科的定义,必须具有科学内涵、具有完整的有规律的体系,反映出这门学科的性质。地理学研究的地表并不是几何意义上的地球表面,而是综合着大气、海洋、地层、生物、人类社会的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因此地理学是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两者之间的交叉科学的认识,是定义地理学的前提条件。研究内容决定了学科的性质,在整个近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多数学者把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认为地理学是“以自然科学为立足之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18],“地理学走的是社会科学的道路,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19]。虽然在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上不同学者的认识并不相同,但这种对地理学跨学科性质的认识,成为地理学家的共同语言点。在此基础之上,地理学者对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对地理学的定义,也是对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是地理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基础。由于跨学科而造成研究内容上的复杂性,使学者们很难简单地概括出地理学的定义。综观中国近代学者对地理学的多种定义,主要有几种倾向:强调自然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强调空间区域分布规律的研究、强调自然规律的综合研究等。

一些学者用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来定义地理学,如王益崖认为地理学是“以地球为人类之住所,而研究其自然人文两方面诸般现象之科学”[20]。但这种定义很难突出地理学的独立性。因此,有些学者强调地理学“不是研究这无数现象的本身”,而是对“各地域诸现象综合的认识,……地理学以地域诸现象的综合体之认识为任务”[21]。

20~30年代,地理环境决定论对中国地理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多强调人地关系的研究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20年代初,姚存吾根据当时中国和西方学者对于地理学的较为普遍的认识,将地理学的定义归纳为[22]:(1) 地理学为叙述地球表面自然的人事的现象之科学;(2) 地理学为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关系之科学。在竺可桢、张雨峰等学者对地理学定义的阐述中,也反映出了对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视[23]。

随着地理考察资料的增多和对人地关系认识的深入,区域地理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研究对象成为多数中国地理学者的共识。“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24];“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25]。地理学“是最富地

域性的一种科学”[26]。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的论文比比皆是。

上述定义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很难完全分离开,多数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地理学研究的复杂性,所以更多的学者强调综合考虑地理学研究中的各种关系的研究,并将地理学的定义归纳为三个特点[27]:(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

中国近代地理学者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但可以看出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同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当时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

尽管中国学者对地理学的定义千差万别,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这种理论上的探讨不仅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研究对地理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地理学综合性和区域性的重视,使近代区域地理学在中国有了长足进展,并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28];地理学定义中强调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许多学者致力于气象学、土壤地理学、人口地理分布和民族地理分布等的研究工作[29]。

3 学科的分化

3.1 对地理学的分类

对一门学科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如前所述,在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地理学定义。因此对地理学的分类,不同学者划分的角度不尽相同。有根据研究内容划分的、有根据研究方法划分的、有根据技术手段划分的,更多的则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

[30] 随着地理学的发展和学科的进一步分化,地理学的分类方法也在不断地演变当中。因此对于这个体系的构成,至今也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结论。而且随着它的进步,地理学仍然在不断的分化之中,据统计到70年代地理学的门类已分化到50种以上,并且地理学也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演变为自然、社会、技术三大科学交叉的横断科学[31]。

地理学一旦开始分化,人们就不得不对这一学科的构成及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性的研究了。但在分类研究的早期,由于对地理学的认识不够深入,手段又不够先进,人们更多注意到的是对它的研究内容,即地理要素的划分。因为这些地理要素既是具体的、又是杂乱的,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整理、排序。对地理要素的划分是学科分类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点从1905年出版的《地文学表解》中就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以列表的形式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地文学)和人文地理学,并详细论述了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地球星学、陆界、水界、气界、生物界。在各个部分中,还介绍了相应的研究学科。这是较早以地理要素为基础的分类。

20年代末,张雨峰根据地理要素对人类影响的大小将其分为天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5个部分。但这种划分过分强调人的中心地位,所以有些因素超出了地理学的研究范围。

为了避免上述大而杂的地理要素分类方法,30~40年代地理学者多将地理要素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部分。但在具体要素的分类中,则因研究者兴趣的不同而差异较大。40年代周立三将地理要素分为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并根据地理要素的运动规律将自然要素分为较静的地质构造、地形、水面和较动的气候、动植物等,人文要素也分为较静的房屋、耕地、道路、防御工事和较动的人、农作物、家畜、工具等[32]。

现代科学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成熟,已经出现了许多相对独立的、多层次的科学体系,如技术科学体系、基础科学体系和工程技术体系。对应于现代科学体系,地理学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地理学、理论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三大基础体系。但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学科分化还不完备,技术手段也不全面,所以近代学者对地理学的划分基本上没有超出按地理要素,即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地理学的范围。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地理学者将各个分支学科进行了总结、归纳,在根据研究方法的划分上,多数学者都将地理学分为以区域综合研究为主的特殊地理学(或称地理学特论、地理学各论)和以地理要素为对象的通论地理(或普通地理)两部分[33]。

因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还不健全,许多分支学科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经常是一位学者兼作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对通论地理学的进一步划分则因不同的学者理解并不相同[34]。但大多按照研究内容分为人文和自然两个方面。当时也有学者受欧美地理学思想的影响,在地理学的分类过程中为了强调人生地理(又称人地学)的重要性,将地理学分为自然、人文、人生三个部分[35]。指出人生地理与人文地理不同,突出强调了地理研究中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生地理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基础,是连接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桥梁,是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这一分类思想虽不代表当时地理学分类的主流,但它反映出当时部分学者强调人地关系研究的倾向。

从分类情况看,中国近代地理学的研究已由经验性的总结转向理论性的探讨。因此在地理学的分类中,体现出了不同的学术倾向。这种差异有利于地理学学科的建设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及不平衡,但当时学者所探讨的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都有学者在进行研究。

3.2 对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

“地理学既是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的科学’,所以在自然科学方面,它和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海洋学、动物学、植物学及人类学等,有密切关系;在社会科学方面,它和政治学、历史学、军事学、经济学等,也有密切关系。这几种相关的学科,是地理学的初基,也可以说是研究地理的辅佐工具。”[36]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与其它科学之间有着很大的交叉性和互补性,因此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为重要。近代地理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地理应当首先分析它们和地理的交互关系,……才不至于‘误认工具的知识,或同样研究地面现象的其他科学作为地理学的成分’;才不至于‘把性质和方法全不相同的学科,一起混在里面,以致许多科学的支属,都挂上了地理的招牌’,才不至于‘枉费其时间于其他科学之上’,才不至于犯了‘入之过深,即有越俎代庖之嫌’的毛病。”[37]

地理学既然与如此众多的科学关系密切,近代地理学者就非常重视它们之间关系的探讨,尤其是地理教育工作者,他们认为给学生指出这些关系,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掌握地理学的基础。因此,在近代的许多地理学教育理论文章中和地理学教科书中,很容易找到这些论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冯景兰发表在《教与学》上的《地理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及其研究途径》一文[38]。但这些论文多强调地理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其它科学在地理学中作为知识基础的重要性,而较少谈及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不同及其分界。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分类体系中,分支学科已有十几门甚至二十几门之多,但从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一些学科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更没有独立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机构。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学者在对这些分支学科与其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还是模糊、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对分支学科与相邻科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入。直到40年代末,仍然有学者在提醒人们注意在自然地理研究中“最易犯的毛病”,就是“误把其他自然科学的材料,拉到自然地理学的范围内。像气象学列入气界地理,地质学列入陆界地理,天文学列入数理地理等”[39]。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为了强调地理学的独立性,学者们也一直在努力将地理学的新兴学科与其它科学区别开来。40年代,葛绥成曾经例举了植物学与植物地理学的差别:“植物学家,若专从研究草木的生长和生理的状态,以及各种草木在分类上的地位,则与地理不相关;但一经着手与草木分布地域的调查,那就成为地理中的植物地理了”[40]。

一些发展较快的分支学科不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其与相邻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学者们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像地质学与地理学、气候学与气象学、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同,尽管一些学者同时承担着两方面的科研工作,但仍能明确其差异。例如当时许多学者都已能明确气象学“应用物理学之方法,研究天气之各种要素,探索其原则,而发明其公律,其实用上主要贡献在于天气预报。”而气候学“则应用地理学上之方法,研究地方性之气候状况,记载其分布,而解释其因果,其主要贡献在讲明天时与人生之关系”[41]。再如经济学“从纯粹理论的立场,来研究生产的性质、组织、和一般原理”,而经济地理学“则用地域的眼光,来检讨某种物产在地面上的分布,在各地生产的实况,以及其所以然的原因。这种研究观点的差殊,实为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特色。”[42]

中国近代地理学中一些发展比较缓慢的分支学科与相邻科学的界线则模糊不清。如对海洋地理学与海洋学关系的认识,一些学者虽然指出了“水利地理就是海洋地理,水利地理与海洋学有关”,并指出在海洋地理学没有专着出版的情况下,应阅读海洋学读物,似乎已将海洋地理学与海洋学区分开来[43],但文中却没有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有何差异。更多的学者则把它归入水文学之中(水文学包括海洋学、湖泊学和河道学),而且也没有分清海洋学与海洋地理学的不同[44];甚至有学者把海洋学和海洋地理学作为一个概念,成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45]。

明确地理学与其它科学之间界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强调地理学的科学地位,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地理学方法、以地理学的独特视角来解决地球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分界不清导致了研究方法上的混淆。一些地理学者甚至越俎代庖侵入其他科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受到了其它科学工作者对地理学的非难。一些学者责难地理学“不过用他科学研究的结果,把片断的知识聚集而成。只可算为杂货店的学。甚至于攻击地理学之所谓地理学,远不能称为一独立科学”[46]。

4 研究方法的探讨

随着近代地理学方法的传人,中国学者深感传统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落后。指出传统地理学只有事实的罗列而缺乏原因的探讨,并认为“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47]。学者们还认识到,“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乎其内容的事实怎样,而在乎入手方法怎样”[48] ,“凡能称得起一种独立的科学,必有他独立之点。所谓独立之点,即专指其独立之范围,独立之目的,独立之理论”[49]。要想把各分支学科统一在地理学之中,“就严格的科学意味说来,只有地理学方法论”[50]。于是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理学研究,从而促进了对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同时,近现代地理学在研究资料的应用上与其它学科存在着很大的重复性:“地

文地理依赖地质学家整理材料,政治地理依赖历史学家整理材料,经济地理依赖经济学家整理材料,而气候尤有赖于气象”[51]。但“地理学的重点决不在于尽量吸收其他科学的材料,而系用地理的方法去处理这些材料,即按照新的方式以独特的观点来取材和分类。我们的注意所在不是事实本身,而是阐明这些事实之间各方面的联系,揭示整个地球空间中地理过程复杂总体的结构”[52]。因此地理学要想摆脱危机、实现学科的独立,必须从方法上入手,以新的方法应用这些资料。

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探讨地理学研究的新途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学者纷纷着文探讨如何改良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对地理学研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地理学者看法不一,但他们的理论探讨促进了学者们的思考,推动了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改善。

30年代,张其昀针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和研究的弱点,总结出了研究地理学的四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53]。张其昀提出的这些研究途径虽然多为研究内容的更新而非方法的改进,但它至少使中国学者看到了传统研究的问题所在,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经过长期的努力和思考,学者们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李春芬将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先观察后推理,先分析后综合[54]。观察是为了获得原始资料,关键还在于分析现象或要素的相互关系和分布格局或型式,进行综合以揭示区域特征,并为所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提供验证。

许多学者对于中西地理学的差异的比较研究,也多是从方法上的差异入手的。胡焕庸对中国与法国地理学进行了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国新地理学研究应由旅行探险调查入手,对地理研究者应加强理科的训练[55]。

当时对于地理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这三点也是针对中国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还有学者站到了新的高度,把考察作为一种手段,而将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分析、综合、比较。指出:“分析重在各种因素本身型性的讨探,及其对于有关事物的影响之辨明。综合重在由分析所得的各种认识,交揉参合,求得总结果。总结果是否正确,尤待和本专论类似的其他地理论着,作一比较”[56] 。

在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多数学者已经从理论上接受了近代地理学的观点,认识到地理学研究中应对地表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却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为更多的学者所应用。

20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进了地理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影响了一代学者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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