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韶荣
“郑振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革命的一生，特别在抗战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他以一种置生命于度外的“殉道者”的精神，为祖国抢救和保存了大量文献图籍。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一边。不少研究者在意识到他是一名学者的同时，也把他视为一个革命家，一位具有爱国主义人生观的战士。这方面的文章有蒋琦亚《“要热爱祖国”??忆郑振铎先生对我的教诲》（《西湖》1979年第12期）、程韶荣、黄杰《精诚爱国、一以贯之??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福建师大校刊》1983年10月12日）等等。
（陈晋《郑振铎研究综述《文教资料》1998年02期）
这篇文章是专为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40周年而作的，发表在南京师大古籍研究所编的《文教资料》杂志上。文中列数40年间研究者们对郑振铎研究的贡献和成果，我也居然忝列其中。说来既怪又不怪，我在10年前也写过类似文章《郑振铎研究三十年概述》（与黄杰合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4期。关于郑公研究，话还得从头说起。
大学时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我们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老师中我最崇拜的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几位副教授，如研究郭沫若的郑学?先生，研究冰心和王鲁彦的范伯群先生，研究鲁迅的芮和师先生等等。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我选择了郑振铎作为研究对象，平时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此间，我与郑振铎的哲嗣郑尔康先生有了书信往还，大学毕业论文我写的就是《郑振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工作之后，我身在海滨乡下，很想边从教边实现我的学术理想。1982年发表的《五四时期的郑振铎》（《福州晚报》5月5日），成了我的处女作。当时，我从该报署名黄杰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他介绍的郑振铎翻译介绍《国际歌》的相关背景有误，写了一封信给《福州晚报》，请转给作者。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作者黄杰长达三页纸的复信。黄杰是福建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业余时间研究郑振铎。他非常谦虚地说以后我们互相学习，甚至合作。信写得极为诚恳。对方哪里知道我其实只是个刚刚工作的中学语文教师而已！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合作”真的变成了现实。1983年，我们一起署名的第一篇文章《五卅时期的郑振铎》（《福州晚报》4月30日）见报了。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文章就是我们当初合作的结晶。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表明我在郑振铎研究过程中走过的足迹：从1982年起至1988年，各年发表的郑研论文篇数分别是4篇、9篇、14篇、4篇、3篇、3篇、5篇，合计32篇，占我同期发表文章总量（6年共76篇其余均为教学论文）的42%，将近一半。我的文章初期均为“豆腐块”，后来越写越长，主要有郑振铎与文友研究、郑振铎与文学青年、郑振铎编辑生涯、郑振铎文学活动、郑振铎著译目录、郑振铎访书研究、郑振铎生平研究、郑振铎研究史研究等专题。其中《郑振铎著译系年》《郑振铎著译系年补遗》《郑振铎传略》《郑振铎研究三十年概述》（均与黄杰合作）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发表。198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郑振铎研究第一人陈福康先生编著的《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附录“郑振铎研究资料选目”将我和黄杰合作的《精诚爱国、一以贯之??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和《郑振铎文学活动述略》（1984年4月《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4期）列在其中。
在郑振铎研究的山路上，特别要感谢两位，一是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先生（1938-2012），他不仅给我提供不少我难得的研究资料，还先后赠送了十余本他先父的著作（最新版本），我们偶尔也有过合作，如《关于<猫>的一点补充资料》（《中学生学习报》1983年4月26日）《郑振铎笔名辨证》（《文学报》1984年1月19日）两篇。这位长我二十岁的学者每次来信，对我都是莫大的鼓舞。另一位是陈福康先生，他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而八十年代初则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就从那时起，我经常去信，他总是有信必复。后来他攻读博士，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郑振铎研究领域绝对是国内第一高手，出版过《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一代才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9年）等。陈老师一点没有“权威”的架势，总是与我非常平和的讨论问题，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经常寄些资料给我。我在乡下，文献资料极为匮乏，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实在是举步维艰，但他给我以指点，以扶掖，让我逐步提高，信心大增。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8年11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超大”信封，同事们都感到诧异。我打开一看，原来是邀请我前往北京出席全国首届郑振铎学术讨论会。学校领导闻讯欣然答应，准假十天，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破格”的决定。
12月16日7时，我穿着爱人新买的球裤（担心北京天气冷），带着大会交流论文从唐洋启程，当晚住在南京老朋友乐秀良老先生家，拿到了他帮我买的硬座火车票。17日上午找到正在南京大学数学系读书的吴义泽（学生），请他帮我买好回唐洋的车票。晚，江苏教育学院张文华（正在读书，也是日记爱好者）邀请我吃饭。22时15分，他送我上车。
第一次坐火车去北京，心情既激动，又有几份担忧。虽然张文华帮我跟会务组取得了联系，不知下了车怎么办？18日15时39分准点到达北京火车站。想不到，我出了站，一下子就看到有人举着一个牌子??“郑振铎学术讨论会”，那时真有找到“救星”的感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这辆轿车开过来只接我一人！
我们到北京友谊宾馆下了车（这里一般是安排外宾住的，是亚洲最大的集旅游、商务、会议、长住为一体的四星级园林式酒店，条件特别好），走到北配楼大门，想不到，从福建师范大学来的老友黄杰教授按约定早已在门口等候我，于是我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并安排住在一个房间。我们虽然通信长达7年，合作了20多篇文章，但从未谋面。现在，相互第一次见到了“真人”，能不兴奋？能不狂欢？
晚餐时，我又第一次认识了心仪已久的郑尔康先生，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陈福康老师，还有通过信的陆荣椿先生（《求是》杂志编辑）、林乐齐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诸位，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名人，真是幸福之极。我观察了一下参会的正式代表，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只有我一人是小青年（30岁），是来自中学的语文教师，且江苏也仅有我一人，外省的代表总共才十几个人，其余均为北京人。
19日上午8时30分，我们乘车去参观北京图书馆，这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世界排名第五位。代表们参观了“郑振铎先生生平著作展览”，然后参观了各个藏书室、阅览室，真是大饱眼福。下午14时乘车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第一次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天安门、新华门等，可惜那时没有带照相机。
15时15分，全国首届郑振铎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隆重举行，周谷城、黄镇、雷洁琼、夏衍等中央领导出席，参会的有四百多人。夏衍最先讲话，接着社科院、文化部、北方交通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先后讲话。会议非常简洁、庄重，中央电视台在现场录像。晚上，我们在宾馆看“新闻联播”，电视播放了一段开幕式的场面，第一次从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20日上午，研讨会正式开始，安排在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和黄杰，由他宣读合作的论文《郑振铎研究三十年概述》（6000字）。他一讲完，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当时就有人在议论：他们俩是啥回事，怎么合作的？会后确有人直接向我们追问合作的传奇故事，听后莫不惊叹。
回校之后，张攸校长在车旅费报销单上批示：“为鼓励青年教师努力上进，出席全国学术研讨会，准报。”
这七年的学术之旅到底是否值得？也许在中学语文界不值一提，至今，这段经历也鲜为人知。对学术界而言，我的所谓论文其实比较肤浅。不过我以为，这段治学历程对我的成长还是有价值的。由于那时的研究没有与职称评审挂钩（当时还没有启动职评），纯粹是兴趣使然，是超功利的。在今天，谁肯花这么长时间研究一个课题，发表30多篇与职称无关的文章，一定是犯傻的。我认为它的附加值是多方面的。一是锻炼了我的科研能力，学会了如何选题，如何展开研究，如何搜集资料，为后期从事课题研究铺平了道路。二是学会了深度解读文本，知道评价一个人应当放在一个宏观背景下考察，应当多角度的评价。三是初步形成了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科学的治学理念。这一切，是在漫长的教学研究中不断品尝、感受到的。
作者：程韶荣
“郑振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革命的一生，特别在抗战时期，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他以一种置生命于度外的“殉道者”的精神，为祖国抢救和保存了大量文献图籍。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一边。不少研究者在意识到他是一名学者的同时，也把他视为一个革命家，一位具有爱国主义人生观的战士。这方面的文章有蒋琦亚《“要热爱祖国”??忆郑振铎先生对我的教诲》（《西湖》1979年第12期）、程韶荣、黄杰《精诚爱国、一以贯之??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福建师大校刊》1983年10月12日）等等。
（陈晋《郑振铎研究综述《文教资料》1998年02期）
这篇文章是专为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40周年而作的，发表在南京师大古籍研究所编的《文教资料》杂志上。文中列数40年间研究者们对郑振铎研究的贡献和成果，我也居然忝列其中。说来既怪又不怪，我在10年前也写过类似文章《郑振铎研究三十年概述》（与黄杰合作《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04期。关于郑公研究，话还得从头说起。
大学时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我们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老师中我最崇拜的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几位副教授，如研究郭沫若的郑学?先生，研究冰心和王鲁彦的范伯群先生，研究鲁迅的芮和师先生等等。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我选择了郑振铎作为研究对象，平时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此间，我与郑振铎的哲嗣郑尔康先生有了书信往还，大学毕业论文我写的就是《郑振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工作之后，我身在海滨乡下，很想边从教边实现我的学术理想。1982年发表的《五四时期的郑振铎》（《福州晚报》5月5日），成了我的处女作。当时，我从该报署名黄杰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他介绍的郑振铎翻译介绍《国际歌》的相关背景有误，写了一封信给《福州晚报》，请转给作者。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作者黄杰长达三页纸的复信。黄杰是福建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业余时间研究郑振铎。他非常谦虚地说以后我们互相学习，甚至合作。信写得极为诚恳。对方哪里知道我其实只是个刚刚工作的中学语文教师而已！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合作”真的变成了现实。1983年，我们一起署名的第一篇文章《五卅时期的郑振铎》（《福州晚报》4月30日）见报了。本文开头所提及的文章就是我们当初合作的结晶。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表明我在郑振铎研究过程中走过的足迹：从1982年起至1988年，各年发表的郑研论文篇数分别是4篇、9篇、14篇、4篇、3篇、3篇、5篇，合计32篇，占我同期发表文章总量（6年共76篇其余均为教学论文）的42%，将近一半。我的文章初期均为“豆腐块”，后来越写越长，主要有郑振铎与文友研究、郑振铎与文学青年、郑振铎编辑生涯、郑振铎文学活动、郑振铎著译目录、郑振铎访书研究、郑振铎生平研究、郑振铎研究史研究等专题。其中《郑振铎著译系年》《郑振铎著译系年补遗》《郑振铎传略》《郑振铎研究三十年概述》（均与黄杰合作）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发表。1988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郑振铎研究第一人陈福康先生编著的《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附录“郑振铎研究资料选目”将我和黄杰合作的《精诚爱国、一以贯之??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和《郑振铎文学活动述略》（1984年4月《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4期）列在其中。
在郑振铎研究的山路上，特别要感谢两位，一是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先生（1938-2012），他不仅给我提供不少我难得的研究资料，还先后赠送了十余本他先父的著作（最新版本），我们偶尔也有过合作，如《关于<猫>的一点补充资料》（《中学生学习报》1983年4月26日）《郑振铎笔名辨证》（《文学报》1984年1月19日）两篇。这位长我二十岁的学者每次来信，对我都是莫大的鼓舞。另一位是陈福康先生，他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而八十年代初则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就从那时起，我经常去信，他总是有信必复。后来他攻读博士，我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郑振铎研究领域绝对是国内第一高手，出版过《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一代才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9年）等。陈老师一点没有“权威”的架势，总是与我非常平和的讨论问题，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经常寄些资料给我。我在乡下，文献资料极为匮乏，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实在是举步维艰，但他给我以指点，以扶掖，让我逐步提高，信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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