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哲
我不认同“文本的解读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深浅之分”这个观点。我认为文本解读有深浅之分,也有对错之分,而最重要的就是对错之分,这是原则问题。
非文学性文本意义基本上是固定的。文学性文本存在着“作者意义”“文本意义”“读者意义”这多重性意义和多元解读的问题,所以,要准确解读出文本最优的“圣解”,还真是不易,我们只能尽量去贴近它。解读要到位,而不能曲解歪解偏解,更不能错解。
窃以为对错的标准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读出的是否是文本的应有之义。总有一种解读更接近文本之义,虽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读出的如果已经不是“哈姆雷特”了,则是错解。
讨论这个问题要有具体的例子,虽然有例子也难以定出公认的标准,但是,例子是讨论的前提。
例一:关于《桃花源记》,王晓春老师说:其实桃花源中人总会想念故土的,这是所有背井离乡者的必然心态。如今很多南方的客家人,就是桃花源中人的后代,他们始终没忘记自己的祖先是中原人。
民风淳朴的“桃花源”是作者构筑的寄托着失意文人某种理想愿望的一个虚幻世界,“世外桃源”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理想所在,是作者的一个乌托邦之梦!“如今很多南方的客家人,就是桃花源中人的后代”云云,岂不荒唐?《桃花源记》是艺术的虚构,而非生活的真实。
岳春光老师说: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解读,渔人其实一开始就想把自己的发现说出去,所以并没有直接答应“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个要求。后面他所做的标志不能找到桃花源,也说不定是桃花源中人察觉到了他的意图,所以有人跟踪而出,改变了渔人的标志。
也正如岳老师自己所说:“解读的依据只有一个——文本。文本中没有说的,我们能认为它有吗?”
杨玉栋老师说:“渔人”是“愚蠢”的。一是因为他入而又出。二是因为他去而做记。三是因为他言而无信。四是因为他急而媚官。(《〈桃花源记〉“渔人”新解》,《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05年第2期)
刘旭平和李丽两位老师说:第二次是在他走出桃源洞时,有意“处处志之”,最后他又“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并且带人来寻找桃花源,试图再次进入,这无疑是一次自觉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当他从桃花源中走出来时,村中人已经叮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而他出来之后的所作所为,却明显地违约失信……背信弃义的渔人受惩罚就在所难免了。(《渔人“违禁”与“桃花源”失落》,《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2期)
这几位老师的解读是一种“阅读错位”。陶渊明是写一种意念的思想的东西,作者只是“借情(节)”“借景”“借人”而写意,文章不在于塑造什么人物,作者是想象构图,以实(实物)写虚(思想);而这几位老师却将实读实,去分析“渔人”的人物形象,完全没有必要,用“言而无信”“违约失信”“背信弃义”等“诚信”的道德观念去评判“渔人”,这样的评判违背了作者和文本的原意,将生命灵动的文本给读死了。
例二:关于对《老王》的解读(《细读〈老王〉》,《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5年第3期),有读者说:“总”字说明“花钱吃药”不止一次,由此可见,即使当时,老王不仅“维持生活”“可以凑合”,还花得起钱看病吃药,这至少又可得出,老王不是没钱治病而病死的,很可能是当时的医疗水平限制没治对病的问题。
什么叫文本“应有之义”?回到文本:“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凭这位主顾”老王真的“能维持生活”吗?真的“可以凑合”吗?就算“能维持”与“可以凑合”,老王还会有能力一直“花钱吃药”吗?品品这个“可是”,再嚼嚼这个“多余”的“花钱”,答案不言自明:老王已经贫病交加,哪还有什么活路啊!
袁庆国老师说:作者转身进屋,老王怎么知道作者是给他拿钱呢?很显然转身进屋拿钱这个情景老王已经很熟悉了,再看作者的回答:“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联系前面那句“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代他传话了”,老王生病的“开始几个月”“扶病到我家来”干什么?有什么事使三轮车夫和大学教授产生如此密切的来往,甚至病重时还要“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读到这里我突然明白,是“我”一直在经济上、物质上帮助老王,一开始是老王自己来拿钱,后来病重了,就托同院老李给他捎了。(《走进文本语言中去:阅读教学走向深入的主要途径》,《中学语文教学》2011年第6期)
这样的分析只能是猜读,缺乏文本依据。无疑,老王最缺的就是钱,杨绛给他钱就是最好的帮助方式。杨绛是否隐藏了对老王的周济呢?杨绛自然不会暗示、强调她所表达的,但作者没有写,读者也不便妄言吧。隐性信息的推知要以作者所呈现的外显文字信息为据。
例三:陈金强老师在《〈湖心亭看雪〉误读探析》(《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4年第12期)一文中说:作者写作本文的时间的确是在清代,但湖心亭看雪时距明亡(崇祯十七年)还有十多年的时间。故事发生之时并不是在明亡之后。真不知是张岱“崇祯五年十二月”看雪,还是他在明亡入山之后写《陶庵梦忆》时看雪。自己连“当时”与“当下”都分不清。切莫以今天的情绪来解读当年赏美景的情绪。
恰恰相反,我认为倒是应该以写《看雪》之文时的心境来解读《看雪》。陈老师好像“真不知是张岱……时看雪”:“看雪”之事与《看雪》之文,时隔多年。经过时间的过滤和选择,这篇回忆之作,作者哪还分得那么清“当下”的雪湖和“当时”的雪湖,这种双重的自我,心灵的“穿越”,如果说使得读者也“分不清”“当时”与“当下”,客观上恰成就了一篇经典之作,给了读者“无限阐释”的可能。
正如刘思远老师所说:当他一旦对往事进行追忆的时候,作者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往事中与自己此刻的情感相“合拍”的内容加以强化,或用它对往事进行过滤、修改。千万不要以为文本就是对往事的真实回忆,更不能被文本表面的洒脱所遮蔽。(《张岱缘何“看雪”不“赏雪”》,《语文教学通讯·初中刊》2013年第6期)
陈小波老师说:“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金陵就是南京,南明弘光政权的都城就在南京,明太祖也是定都南京。这一问,当然就勾起了作者深深的故国之思,他料想亭上的人像他一样来西湖,也许是像他一样痴于故国吧!(《〈湖心亭看雪〉中“痴”字解读》,《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5年第5期)这样的解读才是真正的穿越。
“文本的解读没有对错之分”吗?“《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仅此一个错解例证就足以推翻它。例子不胜枚举,兹不赘述。什么叫文本“应有之义”?那就是:不能违背事实、逻辑、常识等。“哈姆雷特”还必须是“哈姆雷特”,而不能是“李尔王”。不管怎样的多元解读,都有着不可逾越的度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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